转载说明：此文为上海知青的回忆录，记录了文革初期下放到江西省黎川县联盟村的酸甜苦辣，联盟村的九源、尧源都是饶氏的聚居地，此文也点点滴滴记载了饶氏 族人在非常年代的非常生活，反映了居住在深山冷坞里的族人的艰难人生。
文/陈伦修
序
2009年的3月是我们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江西黎川插队落户40周年的日子，我从黎川回上海也已经30年整了。1969年到1979年这整整十年，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最辉煌的青春岁月，可是上山下乡把这最美好的大好年华留在了一个叫“黎川”的江西农村。
在这里我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苦、辣、甘、甜，也得到过关爱、照顾和温暖。我在齐腰深的冷浆田里种过水稻、在丛山峻岭中放炮开山修路、在砖窑里烧过窑、在村上的祠堂里教过书…….。乡下的每颗树、每条路，村上的每个老人、每个孩子，30年来仍历历在目。
每当想起，总夜不成眠。总想把在黎川的经历，用不成熟的笔墨记录下来，告慰那逝去的青春。
小站
1969年3月8日，上海的老北站的13号轨道上，一列“专列”等待着出发，站台上人山人海，簇拥着送别的人群。
父亲因为我和二哥的下乡，单位上批准了一天假期；大哥也从南昌特意赶来；姐姐也从南汇的农场回来。他们十分平静的在人群中等待列车的启动，（母亲因为要带领小学的学生欢送大哥哥、大姐姐们上山下乡，只能在沿街的欢送队伍里和我们告别）谁也不知道此一去我们的前途会是如何。毕竟毛泽东只是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育以后总会有个工作安排吧。说实在的，当时的中国已经走在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了，要政府一下子安排66、67、68三届高、初中毕业生，现在看来确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在这三届学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脑，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小知识分子的狂热还没有退去。毛主席一声号召“上山下乡”，99%的人都积极响应和不得不响应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江西安徽、贵州、云南，上海知青面向这六个省的各个县，江西和安徽是离上海最近的两个去处了。因为大哥于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在南昌，经母亲和班主任老师向学校主管下乡分配的“工人宣传队”说情才把我们两人分到江西的，又通过区里“下乡办”的协调，让我和二哥学校同行，分在一个生产队里。
车厢里坐在一起的是二哥的同学，蒋胖、小猫。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在站台上。因为得知自己孩子同行的都是一个生产队的，做父母的也相互认识了起来，不时的到车窗下叮嘱几句要互相照顾的话。其实，为了脱离父母严厉的管教，我此刻的心早就盼望着列车早点开动了。因为我知道，只要列车一开，我就是个大人了，我的事情将由我自己作主了。显然车厢里的“延安中学”的男生们跟我的想法都差不多，只有那些“市三女中”的女生们，握着手绢在擦着眼泪。
列车终于开动了。
整个北站顷刻间沸腾了起来，一派生离死别的景象。泪飞顿作，呼声动天。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让人难忘的别离场面。我除了1966年的“大串联”坐火车上过北京，这次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远走他乡了。
列车很快就进入浙江省境内，车厢里总算安静了下来。同学们开始分享离家时带来的食品，欣赏起车窗外江南的美丽景色。小猫已经和我很熟了，他让我品尝上海的“牡丹牌”香烟，云雾之间，我觉得我现在是个大人了。这一年，我实际只有16周岁。
入夜。
车厢里不时传来女生们的抽泣声。
男生们点燃了香烟，伴着缭绕的烟雾，时明时暗，星星点点。
当人们醒来时，列车已沿着鹰厦线穿行在具有丹霞地貌的群山之间。次日中午时分，这趟“知青专列”已静静的停靠在一个福建与江西交界的“光泽”小站上，光泽站从此就成为我们插队落户的第一站。小站被高耸的群山环抱着，列车向回开去，女孩子们又开始大哭起来。黎川县派来迎接上海知青的干部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些从上海来的学生们，只好让随行的上海护送的干部们组织大家先到“光泽大旅社”吃饭。根本没有人会吃这里的饭，我们自己带的东西还来不及吃呢。一千多号学生在福建的“光泽大旅社”乱哄哄的发泄了一顿饭工夫，又被赶上了去黎川的大卡车。
要去黎川，从地图上看有两条路，一条是由江西东乡经抚州，过南城、南丰至黎川，一条是由福建光泽经茶亭、厚村到黎川。光泽距黎川约60公里，几乎全是盘山公路。1935年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带打过不少仗，后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在茶亭一带失败的。
自从知道要去黎川插队落户，我从毛泽东选集文章的注解里找到了一些关于黎川的文字，原来黎川还是一个有着革命历史的地方。
运送知青的车队浩浩荡荡的从光泽县城出发，翻过福建与江西交界的“杉关”，一路尘土滚滚的来到了黎川县城。黎川县城的人们行注目礼欢迎这些上海学生，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些上海学生在黎川一呆竟会是十年之久，也不会想到这些上海学生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
东风公社
从我拿到插队通知起，我就知道要去的地方叫“黎川县东风公社联盟大队”，我和二哥的行李上也贴满了“黎川县东风公社联盟大队”的标签。真正的“东风公社”又是什么样子呢？
1958年起毛泽东把农村乡一级的建制都改成了人民公社。东风公社的社部紧靠着县城，坐落在县城东边的被叫作“下马路”的口上，一座有着徽派风格的建筑。两边的厢房是公社干部们办公和睡觉的地方，厅堂的正中央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画像两边是毛泽东的两句语录“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对联。60年中期到70年代末期，政府机关的门面布置几乎都是这个格局。公社的后面是一些农家的菜地，不远就是黎川县的母亲河—黎滩河。河的对面是黎川县城唯一的制高点—日峰山，从日峰山的山顶可以俯瞰整个黎川县城。当地人介绍说，因为最早接受太阳日照所以叫日峰山；由于山形很像毛笔，因此也叫笔锋山。据说山上本来有过寺庙，后来倒塌了，山顶上的一口枯井可以见得。从上海来到这个小小的县城倒也十分新鲜，东风公社的上海知青们很快忘记了与家人的依依不舍和一夜旅途的疲劳，纷纷登上日峰山顶，鸟瞰这个令他们一生都难以忘怀的黎川城全貌。
晚饭是公社安排的忆苦饭，“红米饭那个南瓜汤”。黎川盛产稻米，是那种上海粮店所供应的洋籼米。红米饭就是把籼米稻外面的壳去掉后，放到水里煮一下，然后再放到蒸笼里蒸熟。据说当年红军在山上就是吃这种“红米饭”的，为了让上海知青也体验一下，就安排了这样一顿“红米饭”。天那，这哪里是人可以吃得下去的。为了表示对红军的敬爱，我们还是每人盛了一小碗，艰难的吃起来，但谁也没本事咽下肚。大家还是悄悄的回到睡觉的阁楼上吃起了上海带来的面包和饼干。现在吃上海的面包已经没有任何的回味了，可是那天晚上的“红米饭”和上海的面包真是“叫我思念到如今”啊！
当晚，黎川县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内一个破旧的剧场内为上海知青们举行了欢迎晚会。台上演出的人们尽情地唱着忠于毛泽东的歌曲，跳着忠于毛泽东舞蹈。上海知青们远离家乡，在一个小县城里看着人们载歌载舞的样子，还不知道明天将去到一个什么样的陌生世界，真是哭笑不得。
小小的县城因为我们的到来也显得热闹起来，从县政府门口的东方红大道上，到老街的路灯下，到处可以看见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他们有的将会去里县城50公里外的山区；有的将会去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和他们相比，能在东风公社安顿下来已经是很不错了。
东风公社的上海知青们终于头枕着黎滩河的波涛，迎来了到黎川后的第一个黎明。
联盟大队
由公社门前的公路向东约15公里就是联盟大队了，途中会经过新城大队和十里山大队。
3月10日，插队在十里山大队的知青：戴建国、俞家华、李伟忠等几个延安中学的高中生和市三女中几个女生先于我们被十里山大队的人接走了。我们一批是四个男生和五个女生，大家在公社的门口焦急的等待着来人接我们到联盟大队。中午时分，一台破烂不堪的东风牌拖拉机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几个农民把我们的行李搬上了拖拉机的拖斗里，我们也只能坐在拖斗里的行李上。拖拉机突突的延着黎滩河向东开去。在拖拉机上，我才知道了其他五位市三女生的姓名，她们四位是68届的高中生：薛欣、侯国英、唐克英和顾秀娟，还有一位67届的初中生叫邬友芳。
去联盟的公路原来是一条省级公路，由于修洪门水库，路被洪门水库的蓄水截断了，成了断头路。所以也少有人维修。拖拉机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公路两边的山坡上错落着还未耕种的梯田，山坡上隐隐约约露出些映山红的花蕾。映山红在当地又叫“清明骨”，一种灌木类的植物。不论火烧还是刀砍，只要根还在，清明时节总会开出火红火红的花朵。新的萌芽昭示着春天就要开始了。
拖拉机从一个叫“师公顶”的高坡上迅速滑行而下，前面的一群房舍就是我们要去的联盟大队了。大队部就坐落在公路边的一块不大的平地，大队部的后面是一个叫“百顺”的生产队，大约几十户人家。大队书记和他的手下都到路边上欢迎我们，帮着从拖拉机上卸行李。大队书记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子，留着胡子，戴着一顶帽子，身上穿着黑布的中山装，脚下是一双很旧的胶鞋，十分精干的样子。他叫黄奕俚，听说还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常委。身边的是民兵营长，叫饶根俚。（在当时农村的大队里除了书记就是营长大）。营长是独眼龙，后来知道是在他小时候被“还乡团”弄瞎的。还有个会计，是个驼背，大家都叫他张弓子。直到我离开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因为没人称呼张会计的名字。
就是这样七歪八齐的一班人，领导着这个联盟大队。联盟大队下属大概有七八个的生产队，分布在公路沿线的山坳里。从西向东分别是：九源、石泉、百顺、山背、尧源、王山和竹彼，共约4、5百户人家。
我们的临时生活由张会计安排。在大队的厨房里，一位看上去五十左右的妇女专门为我们做饭。显然乡下并没有安排我们吃忆苦饭。因为是早春季节，田里的蔬菜也少得可怜，每天都会有芋艿、荞头等能够储藏的菜作为主菜，另外会加些鸡蛋或腌肉之类的菜改善一下生活。大队部的阁楼成了我们男生的临时住所；女生们都睡在黄书记、张会计的办公室里。就这样白吃白玩了几天，后来才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插队落户，政府是有安置费用给当地地方政府的。
又过了两天，他们将会把我们这些上海来的知青男女安置到哪个生产队呢？生产队里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命运将由大队的书记和营长们摆布。
虽然是春天了，但山里的寒气还是那么的咄咄逼人。
插队和落户
各村的生产队长对于上海知青的到来，不知是欢迎呢还是冷莫，反正女生们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很快薛欣、侯国英、唐克英三人就被石泉生产队的老乡们接走了。我们四个男生被告知去九源落户。顾秀娟和邬友芳要去尧源。尧源是民兵营长饶根俚所在的生产队，离开大队部向东还要走18里山路。
是营长饶根俚要她们到那里去的。
这样的安排把我们大家全拆散了，顾秀娟和邬友芳坚决不同意到尧源去，可是，第二天一早尧源就会有人来接人，顾秀娟和邬友芳急得直哭。黄书记又不在，到县里开会去了。晚上，我们六人在她们睡觉的黄书记的房间里开起了会，女生们不停的抹着眼泪，男生们猛抽着烟，说实在话大家都不想就此分开。不管怎么说上海同学在一起总有个照顾，更何况女生们在外会更多的依赖男生一些。油灯下谁都不想睡觉，门外漆黑而寂静，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最后，大家决定男生们先暂时不去九源，陪顾秀娟和邬友芳到县里找黄书记说情开恩，把我们六人分在一个生产队。
天蒙蒙亮，我们六人就开始徒步向黎川城走去。
黄书记在开会的间隙听我们说明了想法，表示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合情合理，等散会后马上解决。
由于黄书记的帮助，我们六人一起到九源落户了。
在回大队的路上，蒋胖、小猫和二哥都象是做了一件得意的大事，顾秀娟和邬友芳也显得神采飞扬起来。傍晚时分，我们回到了大队部，吃着大妈做的饭菜，喝着黎川的米酒，相互干杯，庆祝我们的第一次胜利。直到这时，我忽然觉得，我们六人就像六个离开了父母的兄弟姐妹一样。
在后来的十年里，我到过尧源两趟。那里给我的映像坏极了，老而陈旧的房屋一家连着一家，房屋之间有一小条只能容一人走过的走廊。厅堂里没有铺砖块，到处是鸡粪，狗粪，不时会有猪从跟前大摇大摆的走过，周围也显得十分赃乱。营长饶根俚在村里口碑也不是很好。当时我就暗自庆幸，顾秀娟和邬友芳还好没到尧源来落户，要是没有那天在大队部通宵达旦的一晚，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1969年3月14日的早晨，九源的老乡们象迎亲一般把我们六人接到了我们插队落户的最后目的地—九源的芦家村。
芦家
芦家是个自然村，隶属于九源生产队。位于九源生产队正南面1华里的山坳里，确切的说只是一个寨子。全村总共14户人家，4、5幢房子。全村除了一个饶姓的家庭，其余的都是姓“芦”的本族，芦家也就因此而得名。
村子的正门是一个极富乡村特色的柴门，就像三国演义连环画“三顾茅庐”中画的一样。村子背后是几棵高大的樟树和枫树，这也是风水树，各个村子都有。人们认为风水树起到庇荫赐福的作用，一般没有人会动风水树上的一枝一叶。村子门前是一排排的梯田，在村对面的山坡上长满了竹子，红土下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竹笋的尖尖嫩芽。从村口的一条石板小路拾阶而下，一直可以通向竹林。在竹林下面有着一口清泉，村子里的人用石条把泉眼圈成了一个长方形的池子，中间一分为二，高低错开。高处池里的水是饮用水；低处池里的水是洗涤用水。池水大约一米深，常年涌现，清澈见底。这口泉水除提供芦家人生活用水外，也浇灌着这里的良田。
山上的映山红刚刚盛开，姹紫嫣红，与这里的青山绿水交相辉映；杜鹃鸟在林间不停的欢叫“哥哥归、哥哥归……”，一派田园风光，把芦家这个小小的山村装点得生气盎然。
由于我们的到来，平静的小山村热闹起来。也许是春耕还没有开始，人们还在享受着春节剩余的欢乐。各家都捧出了自家的米糖、薯片、花生和茶水，热情的招待我们这些从上海远道而来落户的学生。
他们用我们没法听懂的黎川话和我们交谈，透过他们的个别几个能听懂的单词和他们的表情，我想老乡们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他们这个小山村来。
是啊，此刻，我们和这些陌生的老表们谁也搞不清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安家。
芦连孙是这里的族长人物，大家都唤他叫“连孙叔”，连孙叔大概60岁不到，其余的芦姓都是他的侄辈。中午，在连孙叔家吃午饭，照例还是芋头、荞头之类的菜肴，只是多了些腊肉，另外还加了蒸鸡蛋。看得出，山里人还是很清苦的。连孙叔的老婆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为我们添酒夹菜，使我们感到了一丝家庭般的温暖。从那天中午开始，我们六人就在芦家的各户人家轮流吃起了“派饭”。也从那时起我又学会了喝酒（一种叫“十月生”的江西米酒）和划拳。40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划拳的要领。
因为我们的住所还没来得及打扫、整理，晚上就住在了连孙叔家里。连日来，不停的旅途劳顿，不停的担惊受怕，不停的变换住所、环境，疲劳的我，终于在远离上海父母的江西，在一个叫芦家的小山村里的农民家中睡着了。
在芦家我一共住了5年多，直到1974年的秋天，国家下拨了知青建房款，生产队为我们在九源盖起了新房子，我才搬到九源居住。
2000年十月，在告别黎川廿年后的一个金秋，怀着对这片红土的眷恋，独自一人回到了芦家。在过去那段芦家的日子里，跟着芦家的农民，我几乎在每片梯田里插过秧，在每座山上砍过柴……，一个小小的山村带给我无尽的回忆。当我重新走过我们当年的菜地和那口井泉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竟然当着陪同我一起回乡的一个黎川女知青的面，放声痛哭了起来。后来，我在一首《水调歌头》的下半阙中写下了“共患难，同食寝，勿能忘。一池清泉作镜，同伴皆鬓霜。乡音浓浓未改，情真切切还诉，欲说泪成行。热血注青山，爱怨两迷茫！”的诗句。其实这就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水缸木桶和柴刀
村长芦水旺找来了九源的小木匠来为我们的住舍作一番修理。小木匠叫张兴旺，和我同年。他把一件破旧的小屋整理得干干净净，倒塌的墙壁也修理好了、厨房的新灶头也沏好了、屋顶的破瓦也换成新的了、门窗都重新打造了一番......。小木匠用了几天的工夫为我们每人做了一张单人床。总之是可以居家过日子了。
小木匠从此和我们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后来的几年里，九源的队长还曾经安排我和小木匠一起帮工拆房子、造房子、修猪栏、甚至还做棺材。
顾秀娟和邬友芳被安排在一间只有6、7个平米的小屋里，那里刚好可以放下她们的两张单人床。我们四男生就在这间“地主子女”的柴房里安下了家。晚上一缕月光从屋子唯一的小窗户里照了进来，我终于知道什么是“床前明月光”了。
村长芦水旺在一天早晨叫上我们几个男生跟着他到城里买来了许多生活必需用品：水缸、水桶、扁担、锄头、柴刀，还有我们从未见过的蓑衣。我们用新的水桶从竹林下的井泉里挑来了满满一缸水，开始我们六人自己开伙做饭的集体户日子。毕竟别人不会永远把我们当客人，吃派饭的生活结束了。
生火做饭，第一是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么。
乡下的农民没有机器碾米，全部是用人工来完成从稻谷到米的过程，我们也不得不参与这个辛苦的劳动。我们用一种砻具砻去谷子的表壳，然后把带有麸皮的米放到一个很大的碾槽里，用牛拉着碾盘，不停的赶着牛围着碾槽打转。大概要用半天的时间麸皮才会和米仁分开，再把麸皮和米放到一个风车之中，转动风车的把柄使麸皮和米分离。江西的稻是籼稻，麸皮是红色的。因为麸皮和米仁用这种人工的方法不能完全分离，所以煮出的饭总是红色的。我想这就是“红米饭”的由来吧。
其次是火。巧妇无火也难为有米之炊啊。
开始乡亲们还会供应一些柴草，时间一长，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于是男生们用新买的柴刀上山砍柴。春天的雨水多，刚砍的柴禾十分难点着，于是旧报纸、旧书都用上了。顾秀娟和邬友芳轮流坐在灶前的矮凳上，用吹火筒使劲的吹着奄奄一息的火苗，四个男生饿得直在灶前团团转。好不容易把饭做成了，顾秀娟和邬友芳两人的嘴边一圈黑乎乎的吹火竹筒印子。
有了米，有了火，有了水，加上那间不会被风吹去的茅屋，真正的插队落户的生活开始了。
在厨房的方桌上，（方桌是连孙叔借给我们用的，这张方桌一直到我离开芦家才还给它的主人）我们六个还不满廿岁的学生，在吃完自己做的晚饭后，围坐在油灯下开始给各自的爸爸和妈妈写起了家信。由于我们有六人在一起，大家的情绪是那么的乐观，也许明天会更好。
二十几年后，当我第一次听到那首“一封家书”的时候，回想起我在油灯下给爸爸、妈妈写第一封家书的情景，禁不住办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此致敬礼！此致那个敬礼！伊……。”
汗滴禾下
“荷把锄头在肩上，牧童和老牛是我同伴……”在我们逐渐可以自己料理生活后，出工就成为我们每天的必须。春分一过，转眼就是清明了，秧田里的早稻秧苗已经到了可以开栽的季节了。在黎川，插秧是体现一个农家男子农活水平高低的标准。在梯田里插秧先由一个插秧的高手领头，在田中央开路，此人必须在没有任何依靠的前提下栽出一排直线来，其他人均按水平的高低依次排开。我们初学栽禾，（当地人把插秧称作“栽禾”）当然只能排在最后。
这里的梯田十分肥沃，田里到处是泥鳅、黄鳝、田螺，当然最多的还是蚂蟥了。只要人的脚一踏进水田，蚂蟥就会游到脚边，用它那坚实的吸盘吸住脚上的毛孔，从毛孔里贪婪地充吸人的血液。我的脚上曾经同时被三十多条蚂蟥叮咬过。
蒋胖，小猫、二哥和我，还有顾秀娟和邬友芳面对那么多的蚂蟥，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我们不时的爬到田埂上用双手拍打自己的双腿，好让蚂蟥停止充吸。可是刚一下田，蚂蟥们又蜂涌而来，根本无心栽禾。老乡们笑话说，“你们就是把腿拍肿了也没用的”。他们面对蚂蟥只是用手中的一把秧根在脚上轻轻一抹，蚂蟥就全部掉下了，这个办法还是蛮灵的。我们村有一种种单季稻的梯田，叫做“泛田”，泉眼在田下面，泥水很深可以齐腰。一次我在“泛田”栽禾，蚂蟥在我的肚皮上猛咬。当我从“泛田”上来时，泥水和着血水一起顺着裤裆流了好一会，引得田里的妇女们大笑起来。
栽禾是技术和力气结合的农活，清晨我们踏着露水到秧田拔秧，匆匆吃完早饭就下田了。一天大概要栽一亩水田，收工时腰都直不起来。栽双季稻时，头上是烈日当空，脚下是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泥水，还有蚂蟥的不断叮咬。
蒋胖，小猫、二哥和我很快掌握了栽禾的要领，我和小猫已经可以打头阵了。可是，我们一天的辛劳，挣取的工分还不到成年男子农民的三分之二。为了在“贫下中农”面前表现得出色一些，我们无话可说。
欲吃盘中餐，就只能汗滴禾下土了。
秋天到来，开镰收割的时间到了。望着那沉甸甸的稻穗，梯田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我们把成担的稻谷挑回村里的晒谷场，风车飞转，颗粒飞扬。这就是用我们的双手辛勤劳动的果实。分红时我们六人按人口计算共分到了近五千多斤稻谷和满满几箩筐的黄豆。这也是我们一年的口粮。
误人子弟
九源和芦家共约60户人家。按现在的标准，应该接受义务教育年龄的孩子大概有20来个。可是，九源生产队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老师给孩子们上课。因为这，九源的小孩都要走上5、6里山路到大队部的学校上课。
知识青年来了，也给九源的孩子们带来了希望。队长找到了我们。也许是田里的活毕竟是体力活，能教书总比干农活强。小猫第一个被队长选中到九源的小学上课去了。
所谓的小学，其实就是在九源的一个祠堂里，摆上几张课桌椅和黑板，和私塾差不了多少。廿几个孩子要分成六个年级，就小猫这么一个老师。再说上学的学生都是本生产队的孩子，上学还带着不懂事的弟妹。上着课呢，弟弟拉屎了，妹妹撒尿了；课堂上读书声、哭喊声不绝于耳，这书是没法教了。只上了三天课，小猫就败下阵来。
接着是蒋胖上任。没几天，队里要派人上山修路，黎泰公路开工了。这是当时国家的一条战备公路，从黎川的德胜关修到福建的泰宁，是一条高等级的公路。队里的男劳力都要分批上山，蒋胖和小猫先上了山。
教书的事又让二哥去了。二哥回来说，这书没人会教，只好让孩子们天天学唱歌，齐啊，廿几个小孩同唱一首歌，祠堂外的大人听着都觉得不错。还没两天，公社来通知让二哥上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报到。
轮到我了。我们的集体户中，就剩下我和顾秀娟和邬友芳了。白天和这帮孩子在一起打闹，放学回家和两个女生一起吃饭，说什么都觉得不舒服，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山修路去。学生们的事也管不了许多了。背着顾秀娟、邬友芳和村干部，把被子打成背包，步行60多华里向德胜关的大山深处走去。一路打听联盟大队的修路大军的驻地，傍晚时，终于和小猫、蒋胖汇合在一起。
由于我的不辞而别，给顾秀娟、邬友芳的生活上带来了许多的不便。真不知道那些日子她们是怎么过来的，是谁帮她们挑的水？是谁帮她们碾的米？是谁帮她们上山砍柴?......。学生们也没人管了，孩子们又回到了没有老师的日子。在后来的数年里，九源生产队一直从城里聘请临时教师。我下乡时名义上是个初中毕业生，其实文化大革命前我受到过的正规初中教育只有短短的一年。哎！误人子弟啊。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总有说不出的内疚。最近几年，我们聚会的时候，我总想对顾秀娟、邬友芳表示对过去的歉意。但她们总像对自己的小弟弟一样，把我加在她们身上的负担，化解在了谈笑之中。
一上德胜关
德胜关是江西与福建在黎川境内的一个重要关口，海拔大约在1500米左右。山上风景秀丽，原始森林密布，流水潺潺，是典型的南方亚热带雨林。六十年代末，这里的森林植被保存完好，山上除了少量的山民外，几乎没有人涉足这块处女地。1969年4月，中苏珍宝岛爆发战斗，全国的备战形势开始紧张起来。与福建前线一山之隔的黎川也成了战备公路的必经之地。中央军委下令修建京福战备公路。
来自黎川县各个公社的成千上万的农民，作为修路大军的主力涌上了德胜关-这座武夷山支脉长达数十公里山上的莲荷峰。
我第一次上德胜关就是为了逃避而加入了修路大军的。那天我到山上时，天已快黑了，联盟大队的营部就设在一个山坳里。营部是用就地砍伐的毛竹和杉树搭建的，顶上盖着茅草没有门窗。一张用毛竹搭建的统铺上可以同时睡下五六十人，每人的位子下面放着脸盆和一些工具，篱笆墙上挂着各自的蓑衣和斗笠。营房的左侧是厨房，两口特大号的铁锅用山石垒起，几十号人就在厨房门口的一块空地的树桩上用餐。一条小河从门口流过，人们的生活用水就用上游流过的山水。晚上除了下棋、扑克和几个活跃的农民会讲些笑话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娱乐的活动。
天一亮，起床的哨声把我从梦中唤醒。吃完早饭，跟着大部队向工地走去。山体的表层已在不久前被挖开，巨大的花岗石裸露在面前。我们用一种六角形的钢钎和30磅的铁锤打起了炮眼，三人一组，从上而下排开。打炮眼也是个技术活，我们不断的在炮眼中加水，让石屑与水混合，再用一根头部破成许多小条的竹子，放入炮眼中，把石浆提出眼口，再接着打。我记得，当时我们一组的三个人，一天的打炮眼深度是4米多，可以算破纪录的。中午炊事班会把饭送到工地上，八人一组，蹲着吃。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山上只有芋艿、芹菜、辣椒，难得送上来猪肉就大吃一顿红烧肉。到现在我还觉得修路时吃的红烧肉是最好吃的。
修过路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吃大锅饭的特点是，盛第一碗饭是不能盛满，只能大半碗。这样，当你把碗中的大半碗吃完时，锅里还有足够你再盛一大碗的饭，桌上的菜也还有不少，你就可以从容的吃下起码一碗半饭和足够的菜；如果你上来先盛一大碗的话，后面的半碗就可能被别人瓜分掉。那时年轻力壮，不吃饱不行啊。这样的诀窍也是和我要好的老乡教的。
二上德胜关
第二次上山修路，是以公社为建制的，东风公社的许多知情都在山上会合了。十里山大队有戴建国、俞家华，我们联盟大队有我、小猫，点山大队有王荣根（听说他已经不在了）、朱山林等，老表们都叫我们“上海佬”，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点炮和清除路面的大石块。上海佬们点炮的待遇还是蛮高的，指挥部规定点炮工每天发香烟一包—牡丹牌或壮丽牌的，当时的价格都在0.52一包呢。为什么呢？他有说法啊：为了保证点炮的成功率。其实也是的，蹩脚的香烟点炮，导火索还没着，烟先灭了。你分配的炮眼没点完，别人的先炸了，来不及点导火索是很危险的。所以，点炮工必须用最好的香烟。
为了得到这每天一包好烟，我们也冒着巨大的危险。在各个炮眼的连接处会有一个叫“安全棚”，所谓“安全棚”就是用树桩搭建好一个可以容纳二人的小坑，在树桩上盖上土，供点炮工临时躲藏的地方。每次点炮，每个人都要数着炮声的次数。一旦出现哑炮，必须等很长时间确认后才可以离开“安全棚”的。我还记得亲眼看见相邻的工地上被抬下山的一个农民，脸上炸得血肉模糊的样子。
有时放炮过后，也有意外的收获。在山上，有一种叫“石鸡”的蛙类，常年生长在石缝里，靠着天上的雨水和虫类为生。但是“石鸡”的味道鲜美无比，（现在江西、福建一带的旅游景点的餐馆还会有人用青蛙来冒充“石鸡”骗游客呢。）一次，收工时，我们在山上炸碎的巨石下看见两个被炸死的“石鸡”，于是成了晚餐时的加菜了。
这次会战就要结束了，全公社在山下的茅店村召开了表彰大会，戴建国被推选为劳动模范。会后，李伟忠也特意从十里山赶来茅店，我们“上海佬”们高高兴兴的到一个叫“吴钓”的山村里买了许多笋干，准备过年带回家。有了这次修路的经历，我们联盟大队的知青和十里山的知青好像更加亲
近了。也算是人生经历中的一次生死之交吧。后来，我们每每谈起这次修路的日子，总是那样的回味，那样的忘情。
三上德胜关
不知不觉黎泰公路的修建已接近尾声，整条公路要铺路面了，为公路铺撒大量的沙子后就可以接受上级的验收了。山上是没有沙子的，需要人从茅店的河床里把沙子挑上山。我们知青已经是修路的专业户了，每个队抽人，我和小猫必定在名单中。
1970年的5月，我俩再次来到德胜关的茅店。这次没有住工棚，是住在老表家里的阁楼上。
从茅店到山上的公路需要走上几十里的山路，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山路，有时石阶的坡度成45度，可以一直向上五华里。肩上挑着两土箕湿漉漉的黄沙，一路上谁也不说话，默默的向山顶爬去。直到山顶把黄沙卸在公路边上，无法偷懒，每人都有立方指标。一路向上，唯一的休息也只是抽一支烟；掐了烟头继续再爬。黄沙的立方在我们每天的爬山不止中一点点堆成，转眼之间被撒在公路上。我们的双肩布满了老茧；我们的双脚布满了血泡。路，在脚下。
黎泰公路就这样在千万个农民和我们知青的手中修成，把北京和福建连接了起来。可惜我一次也没有完整的从黎川坐车到过泰宁。2005年我们回黎川时，京福高速公路已经修成，高速公路从黎川县城和泰宁县城经过。我们当年为之流血流汗的黎泰公路也即将报废，多想到老路上再开车走一次啊！
三次到黎泰公路修路，三个不同的季节。冬天，莲荷峰
上白雪皑皑，满山遍野挂满冰凌；春天，站在山顶，太阳从群山的怀抱里，喷薄而出，红得叫人不能离去；秋天，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人在画中沉醉。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和大自然如此长时间的亲密无间。
可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在大山以外，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共和国的首脑们正进行着一场更加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时，国家也面对着来自苏联、美国以及台湾的战争压力。
“小芳”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可爱又大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细又长…….”
自从李春波的这首歌在人们传唱那天起，和叶辛的一部叫“孽债”的电视剧播放后，就有不断的会有人问我，在江西黎川有没有“小芳”，有没有“孽债”。
芦家村里女孩子不多，我们到村里落户时，大妞和国华也就十来岁的样子。大妞和国华的父母都让她们管我们叫小猫叔，蒋胖叔大陈叔和小陈叔，管女生叫大姑姑和小姑姑。犹如一家人一般。
大妞长着一张小圆脸，国华长得更俊俏些，嘴边还生着一颗美人痣。两人都十分讨人喜欢。农村的女孩一般不念书，从懂事起就开始帮着家里做家务和放牛。她俩待我们都很好，常常会在放牛时从山上摘来许多野果子送给我们吃。周围的山上长着一种叫“荷栗”的灌木，每年秋天都会结出如手指末大小的小栗子来。每次，两个小女孩都会送上一碗让我们品尝。她们的父母做了好吃的，也会让她们送来我们的厨房。
随着我们四个男生的不断有人上调到工厂或县城，她们和我接触得更多了起来。不论家中杀了猪还是宰了狗，大妞总会拖上我到她家中吃肉喝酒，和她父亲划上几拳。端午节我们从来不裹粽子，国华的奶奶总会让孙女把热腾腾的粽子送到我的饭桌上。就这样我们也看着她们一天天长大，一眨眼的工夫，两人都已经长成大人。在我面前整天晃动的已不再是两个放牛娃，而是两个婷婷玉立的青春少女了。农村的女孩一到当嫁的年龄就会有人来做媒论嫁。不久，大妞嫁到了邻县南城；国华嫁到了隔壁的村里。我对这两个农家小女并不存在什么非份之念，但她们的离开还是使我感到一点失落。虽然我不用“谢谢你给我的爱”，但是我还是要从心里谢谢她们陪我一起度过的那些孤独的年代。
2005年的春天，我们当年插队的上海知青重返芦家时，都希望大妞和国华能和我们再团聚一次。但她们因为家务缠身，还是没能和我们见面。按时间推算她们都应该是奶奶辈的了，不见面也好，就让当年的小女孩停留在回忆之中吧。
也许她们就是我记忆中的“小芳”。
知青集体
我们插队的九源村不知为什么会同时吸引了那么多的男女知青。在我们上海知青到达之前，已经有一批黎川当地的女知青先于我们在九源生产队落户了。她们是杨桂香、李丽芝、涂素霞和鲁燕。前三人都是自己插队的，只有鲁燕是随父母一起来九源的。鲁燕的父母鲁湘生和鲁北霞都姓鲁，带着鲁燕、鲁刚、鲁平和鲁兰一起从南昌下放到黎川的。他俩是我们大队的“五.七大军”的连长，在他们的庇护下，我们黎川和上海的知识青年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集体。二鲁也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身边的知青。由于二鲁的存在，他们用他们的年龄和说话的权利，为我们在九源赢得了更多的利益，使得十几个知青男女不至于在村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六九年的秋天，下乡还不到半年，顾秀娟突然接到家中来信，要她回家一次。数十天后，顾秀娟要回来了。当时黎川往返上海是十分不方便的，必须从上海坐火车光泽后再转汽车。黎川往返光泽的班车每天只有一趟，所以必须在光泽住上一晚。为了使顾秀娟顺利的回到九源，鲁北霞主动提出让我和她一起到到光泽接顾秀娟回黎川。顾秀娟下了火车，老鲁又提行李又拿包裹，通过她在光泽的熟人为我们安排食宿，俨然是一个母亲到车站接自己的孩子。在后来的艰难岁月中，我们和老鲁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只可惜鲁湘生在调回县城不久生病不起，英年早逝了。
2005年，我们要回黎川的消息，通过鲁燕告诉了远在深圳鲁平处的鲁北霞，老人不顾旅途劳顿，千里迢迢的赶来看望卅多年前朝夕相处的孩子们。杨桂香、涂素霞也都从百忙中抽时间来和我们相聚，鲁燕忙着张罗着我们一行人的接待。
我们在当年回村必经的路口安放了一块硕大的石头，上面镌刻着“青春永驻”几个大字，落款就是当年九源村里的知青的名字。望着老鲁的一头白发，我们从心里感谢她老人家当年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衷心祝她健康、长寿，晚年幸福。进村的路上，我们站在高高的“石子岭”上，看着我们修的路、我们种的树和我们留下的脚印，卅多年前的一个英姿风发的知青集体，再次呈现在面前。
让山谷的风，再一次吹动我们澎湃的心。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
队长-饶木生
饶木生是九源生产队的队长。三十来岁，可看上去好像有五十多岁了。矮矮的个子，黑黑的脸。在我们落户九源的最初几年里，我很少看到他的脸上有笑容，即使男女社员们在田里劳动休息间隙打情骂俏时，饶木生也只是在一边抽着烟看过而已。也许因为是队长，需要摆出一副威严。全村人的吃喝拉撒，大情小事，（除了生孩子）都由他在操着心。饶木生对我们这些学生根本不肖一顾，甚至还常常出些题目为难一下我们。可是不到两年工夫，我们凭着上海学生特有的接受能力，让这个骄横的队长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
插秧是男人的必须活，在一块不规则的梯田里把秧插成一条直线，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炼就的。一些学不会的男人已干了许多年了，还只能干“打边”。我和小猫仔细的琢摸那些老把式们的每个动作要领次，力求与他们的节奏合拍。一次，饶木生紧追着我俩，又超过了我们，就这样我们插的一片秧被他围在了中间。这样的难堪一直要等禾苗长高了才没人再提。
次年春天插秧时，我们已在老农们的逼迫下已经可以单独领头了。一次，为了让饶木生看看我们的插秧水平，我在路口的一块不大的田里独自一人插秧。很快一块田插完了，横看是一条条线；直看也是一条条直线。当这些老农们经过时，他们发现这块田是一个上海学生插的秧，一个个赞口不绝。饶木生虽然嘴上没说，可从他的脸上看得出一些赞许。我听见他指着几个干了不少年农活的青年骂道“洽了（吃了）去死，还不如人家上海佬”。那年夏天插二季稻时，我和小猫出气的日子到了。一天，不知为什么饶木生与我和小猫在同一块梯田相遇，我们俩很快形成默契，一前一后把他夹在中间，成功的完成了一次“反围剿”。饶木生被我俩围在中间，哭笑不得，只好一屁股坐到田埂上抽起烟来。
有一年秋天，队里收番薯。从番薯地到队里的仓库大约有一里地的样子，一担番薯仔约有两百来斤，我心里憋着劲要跟这位队长比试比试。乘着自己年轻有力，我有意挑担走在饶木生后面，步步紧追不放。终于，饶木生在走了一半时让开了路，坐在扁担上又抽起了烟。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劲，一路小跑到仓库。我知道这次又从气势上赢了。
村里装电灯那年，面对全村各家各户的电灯灯头、开关控制线路的安装，一个农民毕竟无法独立完成。饶木生终于主动提出让我来完成全村的架线任务，给我打起了下手来。从此以后，饶木生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横着眼看我了。
不管怎么说，饶木生对我们这些知识青年还是比较好的，前年回黎川九源时，大家还特意看望了这位已近古稀的老队
长。奇怪的是他依然是那样不苟言笑，闷头抽着烟。
黎川话
就像出国一样，我们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语系的地方。对于老表们说的话，除了能猜出几个单词外，几乎没有一句话可以听懂的。
黎川由于地处赣闽边境，域际多邻，语言特点的形成，具有较复杂的因素：即同时带有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口音，又同时具有本县独立的特色，同时带有浓厚的古文韵味。我们从黎川话的你、我、他学起。黎川话把你叫“乃”、我叫“奥”、他叫“截”，把我们、你们、他们叫成“奥道”、“乃道”“截道”。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夹杂着许多古代用语，例如：把不要说成“莫要”，谢谢说成“多谢”或“难为”，过一会说成“挨下”，因此说成“故此”……。罩衣黎川话称“加皮褂”短裤黎川话称“虚裤”棉衣黎川话称“顿衣”衣袋黎川话称“荷包”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后面加“个”称呼,...用“呃”“仂”等音加在名词后面作附加成分,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子”“儿”等词尾。比如:豆呃(豆子)、梨呃。
为了听懂人们说的话和能够用黎川话与老表们交流，我们就特意留心听女人们在田里的谈话或吵架。男人们就在一边用生硬的普通话给我们解释，慢慢的我们可以用黎川话必用的单词和着普通话，开始与老表们交流了。一旦有了语言的沟通，我们和黎川人民的距离立刻被拉近。人们也不把我们当外人看待，我们被邀请吃老乡们的“杀猪饭”，被邀请参加村里男女青年的婚嫁喜庆活动……。
在和人们的交流中，我还学到了许多流传在黎川民间的有趣故事和楹联。在黎泰公路修路的每个晚上，总有人会讲些故事来消磨时光。至今我还记得有人讲过的一些片断和有趣的楹联。其中，一条名为“烟锁池塘柳”的上联的每个字的边旁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火、金、水、土、木”的五行元素，据说至今无人能对。还有述说师生关系的“新竹长长过老竹欺压先生，老莲种种出薪莲包含小子”的对联，都让我看到黎川民间的文化内涵。每当想起这些有趣的对联，就使我想起在莲荷峰修路的那些日日夜夜。
在黎川的十年间，我用十分标准的黎川话与每个当地人交谈，以至于如今在上海的公交车上听到黎川人说话，也会不自觉的用黎川话和那些不认识的黎川人交谈到下车。在上海与黎川的朋友们通电话，我在电话中一定是用黎川话的。
黎川话也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深深的印记。
后来在无意中发现，一代文豪张恨水居然是黎川人。在他的巨作《金粉世家》的许多段落中，流露出极具黎川地方特色的语言。
哎！不是乡音的乡音。
“恰呃饭谋？”
卫星上天
1969年的4月1日，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收音机里一遍又一遍的传来了从卫星上传来的“东方红”的悦耳的音乐和我国政府发布的新闻公报。
尽管卫星在天外不停的围绕着地球不停的转动，“东方红”还在不停的回响耳边，可我们烧饭的柴禾就要没了。
农村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女人可以比女人提前收工回家干些做饭、砍柴、洗衣之类的家务。那天顾秀娟和邬有芳照例也随村里的女家婆们收工了，为了不使烧饭的柴禾断档，她俩拿起柴刀上山剁柴去了，直到我们收工还不见两人回来。我们四个男生同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天黑前，邬有芳在顾秀娟的搀扶下，一瘸一拐的踏进了村前的柴门。
村子周围的山上长着无数的灌木，除了杉树、松树、茶树、樟树和一些高大的乔木，所有的灌木和蕨草都可以用来做柴禾。邬有芳在砍柴时用力过猛，把砍向灌木的柴刀砍向了自己的小腿。邬有芳那张懦弱的脸庞，此刻更加显得苍白无力，血还在顺着裤腿往外流淌，必须送县医院紧急治疗。英雄救美的时候到了。蒋胖、小猫和二哥找老乡借来了板车，和村里的一个叫“木根”的青年农民把邬有芳连夜送到县医院。
漆黑的二十多里山路，由他们四人轮流拉车。现在想来，当时的情景真有点像“天云山传奇”中的一幕。
收音机里还在不停的播放着来自卫星上的“东方红”。
尽管邬有芳的伤得到了暂时的治疗，但由于小腿的伤不容易好，加上在江西水土不服的原因，邬有芳的伤一直不好。为了照顾她养伤，顾秀娟承担了我们上海知青集体户的全部家务。后来，公社把邬有芳安排到了公社的电话总机房当接线员，邬有芳才从此离开了芦家。
每次邬有芳谈起这段伤痛的经历，总是会向当时救助过她的男生们和黎川的老乡表示深深的感谢。危难之中的援助之手把我们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四十年来，从患难中走过的我们都不会忘记那个不平静的夜晚，还有那早春夜晚的天籁之音。“东方红，太阳升……”
初生牛犊
满腔热情要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我们，只要是贫下中农交办的事，都会句句照办的。村上的一头母牛产下了一头小牛，因为缺奶，长得又瘦又小，生命危在旦夕。村里人把照顾小牛犊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我们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着这头被母亲丢弃的小牛犊。每天，我们一早就用自己的口粮磨成米浆喂小牛；傍晚，收工时我们会带回鲜嫩的青草放在槽边。小牛犊就睡在我们厨房隔壁的柴草屋里，晚上我们睡觉之前总要撑着油灯到柴屋看上一眼。小牛犊在我们的身边一天天的健壮起来，早晨我们已经可以赶着小牛犊走出柴门到附近的山上吃草了。小牛犊听到我们的呼唤声也会快步奔到我们的跟前，与我们这些千里之外来的上海佬渐渐的亲昵起来。小牛犊身上的毛发变的有光泽起来，肌肉开始包裹原先的骨架，一头未来的耕作好手仿佛就在眼前。村上的人们都不断的夸奖我们，我们也为拯救了一条生命而感到高兴。
9月30日，按照惯例，我们国家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要在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我们芦家的村民都到九源生产队集合，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的实况转播（当时在农村，几乎只有生产队才有一台收音机）。听完了周总理的讲话，社员们接着还要听生产队长发表“重要讲话”。农村稍微有点权力的村干部都喜欢在会上讲上几句，队长讲完了副队长讲，副队长讲完了会计讲。有时就为了放牛的孩子没留神让牛吃了队上田里的禾，一个个讲个没完。生产队里的“国庆招待会”就这样开到了快晚上十点。我们芦家的社员拖着疲惫的身子，踏着漆黑的山路回村了。我们几个还是惦记着柴屋里的小牛。当我们点亮油灯来到柴屋时，眼前的一切让我们惊呆了。小牛犊倒在血泊中，身上的皮被什么东西撕咬得不成样子，血肉相交的暴露外面。我们唤来村上的农民，他们也为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很快有人反应了过来，“是老虎，是老虎来过了！”当时我全身的毛孔都竖了起来。人们察看了周围的脚印，断定是老虎，一头成年的老虎咬死了小牛犊，并吃了不少肉。没想到这里还有老虎。因为我们全村人的离开和我们没有关上柴屋的门，使这头刚刚获得生命希望的小牛死于非命。
后来知道，在黎川的山里活跃着我国现在被列为频危物种的华南虎。各村都有打猎的好手，打死一头老虎，可以得到县政府的嘉奖，虎肉可以卖钱。如打死老虎的是持枪基干民兵，还可以获得五发子弹。所以山上的老虎、野猪、麂之类的野生动物后来也越来越少，等到想到要保护这些野生动物已经是最近90年代的事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不然也不会有陕西的“周老虎”事件发生。我们精心喂养的小牛就这样惨遭杀戮，死在虎口之下。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毕竟还是牛犊啊。
饶家的呜咽
在芦家的屋檐下，还居住着一户叫饶玉俚的一家四口，他们是从城里作为社会闲散人员被下放安置在这里的。饶玉俚的老婆是一个十分忠厚老实的女人，我们跟着大家称她饶玉奶。两个孩子老大叫饶歪子，老二叫细歪子，虽然还未成年，但也为队上放牛争些工分贴补家用，有时也下田学点农活。
因为饶玉俚一家在芦家是非“芦”姓人口，所以常常受到村里人明里或暗中的欺负。饶玉俚已经五十出头的人了，每天和其他男人们干着一样的活，却只可以获得比别人少20%的工分，饶玉奶也是如此。村上人晒在山上的柴禾缺少了，第一个会怪罪到饶家头上；饶歪子两兄弟放牛吃了队上的水稻，扣的工分总比别的孩子多……。他们一家就这样在芦家忍气吞声的生活着。
由于我们的到来，给饶玉俚一家带来了一线希望。因为，他们看到非芦姓的力量在有所增加。所以，对我们，特别是对两个女生表示了十分的热情。从我们到芦家的第二天起，就在他们家吃了好几天的派饭。端午节，饶玉奶会让二歪子把香喷喷的粽子送来让我们大家吃；饶玉俚家里杀了猪一样让我们和村里一起吃“杀猪饭”；我们春节回家时，饶玉奶也和大家一样，捧着自己做的米糖，让我们带回家。他们无时无刻都让自己表现得和芦家人一样的平起平坐。
可是，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
下乡的第二年夏天，夏收夏种大忙的季节到了。全村的男女劳动力都被要求下地干活。女人们除了下地割稻或拔秧外还要做好男人们一天的饭菜。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四个男生就跟着村上的男人下地拔秧栽禾去了，天刚亮，女人们也来到秧田，数天下来人人筋疲力尽。有一天，也许是女人生理的原因，饶玉奶向队长请假，要求在家休息一天，队长以人手紧张为由没有同意。那天早晨饶玉奶不顾队长的阻止，还是没来上工。这在农村可是犯了天条大忌，当天晚上队里就召开社员大会，对饶玉奶的行为大加批判，并决定扣除几天的工分。语言的批判对农村人其实是无所谓的，最不能接受的是扣工分，那是要命的啊。
在当时一个男人出一天工，加上早工的工分是12分；女人不出早工是6分，年底分红一个工分合八、九毛钱。一下子要扣去几天的工分，对饶玉奶一家的打击太大了。第二天，饶玉奶还是哭哭啼啼的出现在拔秧的田里，没有男人们的劝说，也没有女人们的安慰，只有饶玉奶一人喋喋不休的诉苦和擦泪。晚上饶家一家人坐在昏暗的油灯下，饶玉俚死命的抽着黄烟，咳嗽和叹息着。饶玉奶不停的张罗着家务，心里充满着怨恨和不平。几天来，饶玉奶像失了魂似的，神情恍惚。我们也为此而感到愤愤不平，但我们又能微不足道的做些什么呢？我们也为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寒而栗。
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可以说是最底层的干部，但他却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一天早晨收早工时，饶家的三个男人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呼喊，饶玉奶在自己的家中上吊自杀了。大队、公社和县里的干部出现在小小的芦家村，没有迹象表明是他杀；大字不识一个的饶玉奶也没有留下遗书来诉说自己心头的不平，没有赔偿，没有公正。饶玉俚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将饶玉奶遗体草草入殓，埋在了离村子很远的山上。饶玉俚已经欲哭无泪了，老人呜咽着踏进家门，环顾四壁，追思自己朝夕相处的老伴。只有大歪和细歪，好像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在两人失去母亲后痛苦的眼泪里，闪耀着熊熊的火焰。
不久，在亲戚的帮助下饶玉俚带着二歪子离开了芦家，到县城谋生去了。
饶玉奶让我第一次看见了人生道路上的风波险恶。
上调
大批的知识青年下乡两年后，中央发文选拔下乡满两年的知识青年到工厂矿山工作。小猫因为是工人家庭出身，被第一批入选到江西乐安的一个矿山工作。当时，国家正与苏联、美国在进行一场紧张的军备竞赛，需要大量的制造核武器的原料。乐安盛产铀矿石，需要大量的工人。
我和小猫同吃、同住、同劳动两年了，当然舍不得小猫的离开。在这两年里，小猫也像我的哥哥一样，处处关心着我。他带了不少书到乡下，我就和他在一起，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通读了这些上海带来的书籍，有些在当时还是禁读的。从那时起我在小猫的影响之下喜欢上了中国的一些古代文学作品和中国的古诗词。
记得那是个中秋的晚上，为了送小猫离开黎川，我们在十里山大队戴建国他们的一个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里聚会。十里山的女生们买来了鱼肉、酒菜，各自拿出了从家中寄来的月饼，大家边吃边聊，讲述在一起的难忘日子。大家从明月升起，到月落黎河，通宵达旦，久久不愿离开。此情此景正应了“何事常向别时圆”的诗句。
汽车就要开动了，我用身上仅有的钱，在车站的小店买了些苹果，塞进小猫他们就要开动的车厢。九源和十里山的知青都到车站送行了，因为这是我们中第一个和大家分手的伙伴。虽然没有过多的伤感，但依依不舍的表情还是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下一个该是谁上调呢？
谁也不曾想到，在小猫与大家分手后的十几年后，小猫经朋友介绍与十里山的一位女生周淑英结为裢丽。那天她就在送行的人群中。
每次我把身边的同伴送离九源，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这种感受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前途在哪里？事业在哪里？爱情在哪里？
极度的悲观失望，极度的丧失信心，极度的孤立无援。
我开始把自己融入到九源老百姓的生活中，我发奋的劳动，等待着命运之神的眷顾；我在崎岖的山路上漫步沉思，挖掘心灵深处的每个希望；我和老乡们下河捕鱼、上山狩猎，寻找生活中的每次乐趣；我在黑夜里打开收音机，聆听国家的每一条有关的新闻，从中捕捉改变现状的可能……。
好心的老乡已经开始热心的劝我再黎川找对象成家了，也有人想为我做媒。但我坚信国家是不会不管我们知识青年的，上调工厂、读书的毕竟只是极少一部分。我的命运是和成千上万知识青年的命运连在一起，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总有走出九源的那一天。
我苦苦的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从小猫上调起直等到八年后，我才离开黎川。
““博俚”的婚礼
在九源的十年里，博俚（木匠）-张兴旺成了我同龄的好友，我们一直叫他小木匠。他比我大几个月，但已经学得一手好手艺，整天走东窜西的，为乡邻们修农具、做家具、造房子、盖猪栏。在九源也是深受大家欢迎的青年。
一转眼的工夫，小木匠已经要结婚了。
老丈人-饶堂生在离九源十里之遥的黄山村，女儿饶国英也是当地的一个小美人。在黎泰公路修路时，饶堂生是大队的厨官，主持着联盟大队修路大军的伙食，很多人也叫他堂生毛姑。修路的小伙子个个都知道他家有个“小九妹”，一个个都争着叫老人“丈人公”。我们虽然没见过他的女儿，因为无聊，也跟着大伙叫他“丈人公”。最后，这个“丈人公”家的“小九妹”还是名花有主，花落小木匠了。
从秋收过后，张家就开始筹办起小木匠的婚事来。小木匠也美美的等待新人的初嫁，次年的正月初四是大喜的日子。小木匠早早的告诉我，要我春节无论如何不要回家，参加他的婚礼。被当地人邀请参加婚礼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我写信告诉父母，准备过年不回上海了。
春节到了，因为是我第一次在村里过年，村里的人都把我当成贵客看待。从腊月廿六开始村上就开始杀猪、起鱼塘、做糖、炒干果，整个生产队里一派喜气洋洋，完全不同上海过年排队买副食品过年的景象。我被村民们拉到东家拉到西家，轮流吃饭喝酒，完全忘记了我是在异域他乡过年。
正月初四那天，我被邀请参加了迎新的队伍。农村有个规矩，迎新娘的人一定要是没结婚的小伙子。上午吃了早饭，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向黄山出发了。那天天气真好，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堂生毛姑早已在大门迎接，一行人被列为座上宾，国英的娘家人又是点烟又是倒茶，好不客气。中午是八碗八碟的“行嫁酒席”，我是远道而来的上海客人，又是小木匠的好朋友，当然赐上座。（客堂酒席的上方有两个桌子，一桌是新娘的母舅座上手，另一桌就是我了）。
宴罢，新娘就该上路了。那时接新娘已不用花轿改用自行车的，新娘被指定坐我的自行车。新娘的舅舅把新娘抱出了廓门，在我车上坐定。新娘的母亲擦着眼泪送到门口，依依不舍的看着我们把自己辛辛苦苦抚养长大的女儿接走了；国英在自行车上哭了几声，也表示对父母的依依不舍。其实，此刻新娘子的心早就飞到了新郎倌的身边了。后来我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新娘原理”，商家想降价出货时，总是说，不舍得卖，其实巴不得早点卖完。
从黄山村上了大路，我们的车队直奔九源而去。快到九源之前会有一些山坡，平时我们骑车都会下车推行的，本以为新娘也会下车步行一段。谁知我让新娘下车，新娘子执意不肯，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新娘子推上坡。原来，新娘子在进新郎家之前是不能双脚落地的，不然人家会说新娘是自己走来的，而不是接进门的。真是“哪个来推我么？”“我来推你么！”。
等到了九源新郎家，我把新娘交到新郎手里，人家拜完天地时，我才发现自己身上的内衣裤全都湿透了。喜酒要吃三天，几乎一天是四餐酒。划拳-喝酒-吐酒，再喝酒-再划拳-再吐酒。就这样，连狗吃了我们吐的酒菜都大醉了几回。
这是我第一次在乡下过年，也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经历黎川农村百姓人家的嫁娶全过程。
博俚婚后生了几个小孩都是女儿，最后来终于生了个儿子。现在博俚一家都搬到了城里去了，以杀猪卖肉为生。据说他的儿子还是蛮出息的，从南京某军事学校毕业后，在广州某部队当上了职业军官。
博俚一家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每年春节，我们都会互通电话恭贺新年。2001年博俚的大女儿在上海附近的太仓县城打工生病住院，我得知后特意从上海赶到太仓医院里看望他的女儿。那年博俚得知我要回黎川，从春天起，博俚的新娘就开始到附近的山上采“笋臂呃”（一种小竹子长出的小笋），焙干了等我回黎川时送我。我们知青一起回黎川的那次，博俚一家特意摆下了接风酒，十分热情的款待我们。我们之间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
时光终于使我和博俚都步入了知天命的年月，在国英身上也早已寻找不到当年出嫁时的风采。但我们每次相遇，总像回到那个风华正茂的年代。
衷心的祝博俚一家兴旺发达，美满幸福。
中共中央文件
1971年的九月下旬，秋收还没有开始。
我和二哥还是跟往常一样，县城里放新电影，总会在收工后，到十里山约上戴建国、俞家华、李伟忠一起，步行去县城花上一、两毛钱看次电影。
已经记不起那天是哪部电影了，那时放映正片前都会放一些最近的新闻纪录片，纪录片所播放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以及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分别会见外国来宾的内容。戴建国、俞家华、李伟忠坐在我和二哥的左侧位子。透过余光，我感觉到他们三人的头紧紧的凑在一起，看着影幕上的人群并在窃窃私语的议论着纪录片中的首脑人物，我从他们神秘的交谈中隐约听到“怎么还在出来……”这样的字眼。自从中旬以来广播里和报纸上已经很少再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照片，电台里也很少有领袖们和他们军队领导人的近况报道。那个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名单见报或广播时一般会报很多人，少了哪个人，国内外都会引起人们对国家人事变动的猜测。联想到最近许多领导人的没有露面，和戴建国、俞家华、李伟忠三人神秘的交谈，我断定国家一定有事情发生了。按以往的习惯，看完电影我们都会在戴和俞那里住上一晚，那天我们连夜回到了芦家。一进门我就打开收音机，希望从外电报道中得到一些消息。（在黎川农村，收音机受到的干扰很小，“美国之音”“伦敦BBC”和台湾的对大陆广播都可以十分清晰的收听到。）虽然没有一家电台有关于中国领导人出现变化的报道，但我还是坚信中国的高层领导一定又有新的变化。
我在耐心的等待上海家中的来信。自从插队以来，姐姐经常会写信给我，信的内容涉及一些她们农场的生活、国内外时局的变化，有时也会抄些当时流行的歌曲。姐姐的信几乎就是一份小报，大家都可以轮流传阅。9月27日上午终于等来了邮递员老张送来的信件，姐姐的信里传达了一个后来震惊世界的秘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坠机蒙古温都尔汗。姐姐在信中还特意抄录了杜牧的一首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信的最后附言道：“看后烧毁。”在那个年代里传播这样的消息是要杀头的。
接着我又看到县里召开全体党员和四级干部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三天，会场被严格封锁，连与会人员吃饭都有县武装部的人带队出入食堂。队长饶木生和党员们从县里开完会回到了九源，一个个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晚上开社员大会，队长饶木生还带着大家照例把《毛主席语录》上林彪的“再版前言”念了一遍：“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心想，为什么还要再念林彪的东西，难道姐姐的信只是一个谣言的传播？还是为了保密虚晃一枪？
第二天，我和村里的几个大孩子来到一块向阳坡的梯田割稻子，要把心中这个天大的秘密披露的欲望，无时不在支配着我。我在休息时把那些大孩子们叫到身边说，我要告所大家一件事，但每个人必须对天发誓只可以自己知道，不告诉别人，即使是自己的父母也不能告诉。这些大孩子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金福和仔俚的爸是县里的干部、大仔的爸是联盟大队原书记、桂福和银仔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望着大家坚定不移对天发誓的样子，我终于把林彪叛逃和坠机蒙古的新闻在田头发布了，大家当场目瞪口呆，几乎没人敢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叛逃的林彪联系在一起。
我知道这些大孩子中间一定会有“叛徒”。果然，大仔当晚回家就把我讲的新闻告诉了自己的父亲。为了保险，我在当天收工后就离开村子到李伟忠他们队去了。第二天大仔的父亲立刻把我在村里散布消息的事汇报大队，按当时的规定发布消息的人全部要隔离起来的。大队里派人找了我两天，中共中央10号文件宣读的那天，我回到九源。饶木生让我为全体社员完完整整的宣读了文件的全部内容。
无助的知识青年们除了靠自身在农村的努力外，国家政治的变动无疑也带来改变命运的可能。林彪事件使许多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复出，我们在等待着上山下乡政策有新的变化。但是林彪小舰队在“五七一纪要”中为知青说了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公道话，知青们在后来的“批林运动”中重点批判的就是这句话。
这样一来，使知青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的可能又变得暗
淡起来。
抓鱼
农村生活是没有副食品供应可谈的。吃一次猪肉要耐心等上一到两个月，蔬菜自己种，豆腐自己做，鱼类基本靠自己抓。在黎川的农村生活有一种工具是不可少的，它由鱼叉、鱼篓和摇炉三样组成。鱼叉是用钢铁制作的有点像个“木”字，鱼篓是用竹篾编的，摇炉也是用铁条编成的小篮。春、夏季里人们会用松树根部含有松脂的木片（当地人叫松光）点燃后，照亮水田，用鱼叉叉向水田里的泥鳅、小鱼或黄鳝，顺便也拾些田螺。总之吃完晚饭，在周围的梯田上走上一圈，可以改善几天的伙食了。“泥鳅炒辣椒”可是最下饭的菜了；小鱼则放在锅上用小火烘焙成小鱼干也可留着吃几天；田螺可以养在盆里，要吃就炒上一碗。黎川的炒田螺是很有特色的，主妇们把锅烧得火热，把割去壳尾的田螺倒下，再放入一种叫“霉豆腐水”的汤汁，翻炒几下就出锅了。前几年回黎川，我点名让老乡炒一碗“霉豆腐水田螺”，可惜他们告诉我，农药和化肥导致田螺都没有了。
我们下乡不久，就添置了渔具，也跟着乡里农人晚上抓些田里的水产过起了这种田园生活。有一个夏日的晚上，我在一块较深的田里看到一条仰面朝天睡在泥水中的黄鳝。我还以为是死的，就用鱼叉将它拨动了一下，不想这条硕大的黄鳝立刻翻身钻入泥中。其实不管死活先用鱼叉叉去就好了，一碗美味的“爆鳝”就在我的一念之差中溜走了。
老乡们还有一种集体捕捉鱼的办法。在农村有一种叫“鱼藤草”的草药，人们把它采来捣碎，用草的汁溶化在水里，既是一种置鱼于死地的药水了。后来，因为老鲁调回县物资局，村里的人让老鲁搞到一种叫“鱼藤精”的低毒农药，代替了自己配制的药水。
人们把这种集体药鱼的行动称为“吼聂”。我在乡下时也跟着乡亲们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吼聂”。这样的行动一般总是在下半夜才开始，因为动静太大会引来邻村人的光顾，人一多可以捉到的鱼自然就少了。终于等到下半夜，大家挑上配好药水的木桶向黎滩河出发了。一路上没有人说话，连咳嗽都不敢。一到黎滩河，大部分人在河滩边坐了下来，几个挑着药水桶的人继续往河的上游约两华里处走去，从那里把药水倒下。一旦药水顺着河水流了些时候，河中的鱼就耐不住药性，会翻起肚皮来。这时上游的人就会点燃摇炉中的“松光”向下游的人们发出信号。河面上几乎同时火光通明，吃错药的鱼儿此时全无力气，任人捕捉。等周围的人们发现有人在药鱼，下河追随时，只能捉些漏网之鱼了。天蒙蒙亮，我们背着满满的鱼篓回到了芦家村里。洗鱼、晾晒、腌制、烘焙，这样等夏秋青黄不结的日子就不愁没下饭菜了。这样的小鱼干十分鲜美，现在黎川还有用这种小鱼加工成休闲食品的小包装投放超市呢。凡是吃过这种叫“鱼仔干”的人都会为它的鲜美而倾倒。
鸡犬之声
为了在乡下吃到鸡蛋，我们开始时是跟村里的老乡买的，后来也学着养鸡下蛋了。春天，我们从集市上买来十几只雏鸡，用稻谷和菜蔬精心喂养着。鸡一般是散养的，我们厨房背后是一个高高的山旁，我们就和村里人一样，把鸡散养在山旁下面的空地上。小鸡一天天长大，我们可等着它下蛋呢。可是山旁上是茂密的灌木林和蕨草，丛中活跃着狐狸、黄鼠狼、果子狸等专门吃鸡的动物。中午时分，小鸡常常会在山旁下或捉虫、或嬉戏、或晒太阳，完全没有知道食肉动物对它们的威胁。村里人也只是在听到鸡被叼走时发出的鸣叫，才大声呼叫着“巫危呃！”“巫危呃！”（狐狸呃）但为时已晚，受到惊吓的鸡也一个个目瞪口呆。各家的鸡养到过年，总要被山上的狐类吃掉不少。等到我们养的这些鸡终于可以下蛋时，也就剩下五六只了。当鸡生下第一只鸡蛋时，两个女生兴奋不已，因为今后不用再向村民们买蛋吃了。
村里人家家户户都养着狗，一来是看门，二来是到冬天吃狗肉。我们也向邻居要了一条小狗仔，每天用剩饭喂养着，倒也长得玲珑可爱。春节来临，大家都先后回上海过年去了，狗也被大家忘记在村里。等从上海回来，村里的乡亲们一片告状声。原来这条狗因为我们不在，无人喂养，开始学着偷吃村里人的东西，最不能容忍的是它还偷吃村里人的下蛋鸡。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条狗没跟我们几天就死在乱棒之下了。
养鸡还可以，养狗不行，我们又养起猪来。也许是我的注意，大家同意养头猪。我们跟队里申请从山上砍了几十棵松树，请小木匠帮忙搭了个猪圈，又向队里买了一头小猪仔。
村里人看我们也养起猪来，倒也觉得很开心，因为不久他们也可以吃到上海知青们的“杀猪饭”了。村里人划出一块不大的池塘给我们，这样我们好在池塘里放养一些“水浮莲”来作为猪饲料。看人家养猪，没几个月就大了许多，怎么我们自己养的猪一天都不见长。其实我们也没东西给猪吃，整天让猪吃水浮莲，能长肉吗？这头可怜的猪，跟着我们没吃没喝的过了约大半年，因为人都上调走了没人管，才由队里的猪场收养了它。也许是先天的不足，任你队里的猪倌怎么喂，总不见长膘。后来在一次生产队加餐时把它杀了，连肉带骨的总共才六十多斤。本想“一头老母猪，二亩三分地”的在芦家过上些日子，结果鸡飞狗跳的什么都没养成。倒是苦了顾秀娟和邬有芳她们，在那些日子，她们除了每天操心着大家的伙食外，还要忙里忙外的喂猪喂鸡的。现在想来倒也是的，那些岁月里，人能好好的过下来就已经不错了，还
折腾那些生命干什么？
飞斑走兔
在江西的农村，几乎家家都有一支火铳。这种火铳我曾经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和南昌的八一起义纪念馆里见过，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起家时，就是使用的这种叫火铳的武器和国民党匪军作战的。火铳的构造十分简单，一根钢管、一个发火的扳机和一段比较坚硬的木托。人们在钢管里装上火药和一些绿豆大小的铁丸，扣动扳机就可把铁丸射到几十米开外。铁丸发射出去时呈散开状，所以猎物只要在射程之内，一般很难逃脱。
九源有不少打猎的好手，每到冬天，人们就会到山上打些野物来，最多的是斑鸠和野兔了。据说这两样东西也野味中味道最鲜美的。冬天的早晨，天蒙蒙亮，斑鸠就会在树林里寻找食物。猎手们需要冒着寒风和早晨的霜冻在林子里守候许久，一个早上运气好的，可以打上七八个斑鸠。然后骑上自行车赶到县城的街市上卖掉，换些钱贴补些家用。在当时这还算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呢。打上一两个斑鸠的，跑趟城里划不来，也就自家享用了。我住在九源时常常会花上一两元钱从农户们手里买几只炖来改善一下生活。有一年回家过年之前，我跟村里的一个叫饶火生的长者预定了五六只斑鸠准备带回上海，他老人家起了两个早为我打来了四只又肥又大的斑鸠。那年家中过年的餐桌上多了一道野味—炖斑鸠，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当年那斑鸠汤的鲜美来。
秋收一过，山上的梯田里就不再种农作物了，但为了来年的庄稼有足够的绿肥，人们会在田里撒上一种叫“红花草”的草籽。红花草是一种耐寒作物，整个冬天都长得十分茂盛，它也是野兔的美餐，一到晚上野兔必定会来到长有红花草的田里进食。村里的人请我帮忙，用八节一号电池安装成即可用四节电池照明行路又可用八节电池打猎的“头电筒”，这样就可以腾出手来持铳射击了。野兔在田里，只要你用一簇光对准它，它就一动不动的蹲在那里了，反射出两只红红的眼睛。瞄准-开火，一般十拿九稳的就是你的盘中美食了。兔皮可以卖钱，兔肉可以卖也可以自己吃。人们常用兔肉和糯米一起烧成“兔俚批糯饭”。把刚打来的野兔切成小块，和浸泡过的糯米加油，放在烧热的大锅上不断的翻炒，浇上水煮开后，撤火焖上十来分钟，起锅时撒上蒜花，那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在现今的餐馆是没法享用到的。只是在吃兔肉时，时不时的会有人吃到射入兔肉里的铁丸。要是今天你在饭店里吃野味能吃出铁沙丸来，那野味一定不是家养的，那才是真的野味。
就凭着为大家制作“头电筒”，我白吃了不少“兔俚批糯饭”。飞斑和走兔这样的美食后来在上海的餐桌上再也没用见到过。
后来我也跟着村里的一些猎手们上山围剿过一种叫“麂”的鹿类（当地人管它叫山羊），那也是一种“左牵黄，右擎苍”的狩猎乐趣。狗把山羊从树丛中赶出来，人们分别守候在各个隘口，用铳把山羊射杀。村里人会专门为这山羊肉摆酒、划拳，吃上好一会，参加狩猎的狗也能分享山羊的部分精华。
战争年代，黎川人民用手中的火铳打败了蒋匪军队的五次围剿；和平年代，火铳又赋予了勤劳勇敢的黎川人以新的功能和含义。
枪杆子里面……。
菜地
下乡的当年春天，队里就在村口的不远处为我们划了块自留地，用于种些日常的菜蔬。地虽然不大，但后来知道这块地是块很肥的农用田。我和小猫负责日常的菜地管理，我们像村里人一样，在地里种上了白菜、茄子、辣椒、豆角、芋艿之类的东西。从栽下秧苗后，每天收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挑上粪桶，到自留地里除草、浇水、施肥。直到有一天我们看见茄子开花了，辣椒也开花了，不久就结出了果实。当我们从地里摘回这些菜蔬，两个女生又用它们做成菜肴端上饭桌时，大家都十分高兴，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果实。就这样这些茄子、辣椒和芋艿在我们的饭桌上陪伴了大家很长一段时间。
黎川的萝卜有个特点，是连根带叶往土上长的，种萝卜的人看着都喜欢。父亲知道我们自己种菜，就骑车到上海郊区的种子店给我们买来不少上海的菜种籽，其中一种叫“火车头”的萝卜种曾经在九源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年夏末秋初，我们把上海带来的萝卜种种下，和村里人种的萝卜相比，开始没什么不一样，绿绿的叶子茁壮而且放着光亮。初冬时节了，村里人的萝卜一夜之间都从地里钻出了泥土，一片丰收的景象，萝卜焖狗肉的时候到了。可是，我们上海来落户的萝卜怎么也不见萝卜的影子，村里人取笑说，上海的萝卜只长叶不长根，喂猪还可以。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种只长叶子的萝卜。有一天，我和小猫终于按耐不住对上海萝卜的期望，在老乡们的众目睽睽之下，用锄头挖了起来。一锄下去，看到了有小碗粗的萝卜，想用手拔，却“哼吆哼吆，拔不动”，当我们刨开四周的土，再拔，拔断了。老乡们争着用锄头挖向深处，一个一尺多长的“火车头”横空出世了。从此再也没人取笑上海的萝卜品种，纷纷争着要把自家的萝卜给我们吃，而要我们把菜地的萝卜用来留种，等来年种上海的“火车头”。九源村里的老乡也闻讯来看，看到这么大的萝卜，一个个都向我们索要种子。第二年秋天，我让父亲又寄了好多斤上海萝卜的种籽到黎川。只可惜，一方水土养一方萝卜，上海来的种籽种一年，第二年就和黎川萝卜杂交变种了。
随着同伴们的上调，我们苦心经营的自留地也渐渐的“草盛豆苗稀”起来。
2005年我们一起回黎川，到了芦家，我们就来到当年的那块菜地前。我和小猫在菜地边站了很久，很久。五月的春风，吹拂着我们历经苍桑的脸庞，当年我俩在这块菜地里劳作的情景再一次涌现在眼前。我看到小猫脸上的凝重和眼眶里的泪花，自己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们大家都澎湃着一种莫名的激动。
春风不解风情啊！
知青的新居
1972年，福建有一个叫李庆霖的乡村教师，突然有一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其中写道“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这封信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中央高层调整了知识青年政策，改进了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等一系列对知青的利好措施。
我们也从大队领到了上级拨给我们的一些用肥肉熬成的猪油。记得我们没有油下锅的那些日子，顾秀娟和邬有芳就用从上海带来的固体酱油和辣椒做一锅汤，让大家吃的饭。哪里是辣椒汤啊，就是“辣椒水”。现在好了，至少可以在上面飘上几片猪油。大队也每月召开一次知青会学习学习，最重要的是开会那天，我们可以在大队免费吃上一顿带有肉片的饭菜。
不久，生产队从县林业局获得批准，买来了许多粗大的杉树木料，给我们盖起房子来。知青的新房子当然有村里的小木匠担纲主建，同时也从城里找来几个木匠做帮手。平地、立柱、上梁、盖瓦、粉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新居就造好了。这是一排坐南朝北的平房建筑，中间是厅，六间房间分两排位居厅的两边，到底是厨房。因为顾秀娟有一段时间常住在上海，邬有芳在公社，蒋胖的妹妹也常在哥哥的厂里住，男生大都上调了，所以这幢房子其实就我一人住在里面。我又让小木匠帮我做了一个写字桌，真还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味道。我让铁匠打了两个圆环，用粗麻绳从梁上吊下，其中的一间空屋就成了我在九源的健身房。记得当年在吊环上翻腾、倒立，虽然没能摆十字，但总还是“丫”了几回。在我们的新屋里，我和村里人喝着江西的米酒，讲着上海的故事；一些稍有文化的青年整晚上的在我房里看我书架上的书，记得那时最抢手的就是我从上海带去的《说岳全传》了。我也为他们修收音机、改装电筒做些有益的事情，晚饭以后，我的房间就是一个乡村的沙龙。
渐渐的，一些来九源做手艺的篾匠、公社下对的干部也常常借我们的空房间住上些日子，这里也成了队里的一个临时招待所。直到我们全部离开九源，这幢知青屋才归生产队使用。后来年久失修拆了。
我两次回黎川九源，都会到我们知青屋的地基上走一走，毕竟这块地基上曾经有过一幢属于我们知青自己的房子，还有我和村民们愉快的夜晚。
210工程
也许在上海知青和黎川知青中间，知道“210工程”的人并不多，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不知道当年为什么取名“210”，大概带有点军事保密意义。自从林彪叛逃后，北京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比较著名的“八大军区司令”的换防就是典型一例。同时也开始了对福建前线的战备设施的修建。继“黎泰公路”以后，一条从北京直通福州的微波电缆开始埋设，并通过黎川境内的部分山区。在当时，微波技术还处于军事运用，属于保密技术，由部队直接派工兵勘查线路和铺设电缆。县武装部组织各电缆途经公社的青年民工为电缆的埋设挖沟。电缆沟一律顺山势或河流挖二米深，30公分宽。当时已经是5月下旬，天气开始炎热起来，在山上无遮无盖的太阳下，每个青年小伙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从早晨挖到中午，没有武装部长的哨子，一般是不会收工的。一天中午，我终于感到头昏目眩，站在一米多深的电缆壕中不能自己。迷糊中，我看见在身边的壕沟断面上露出的一段樟树根，唯一的自救就是挖开樟树的根部，用鼻子猛烈的嗅取樟树根种散发的樟脑气息。在樟脑味的刺激下，我渐渐的开始清醒过来。为了表现出积极向上，我还是面如土色的坚持着。埋设电缆的壕沟在一寸一寸的向前推进，壕沟要从一条小河经过。要在河里挖出两米深的壕沟，谈何容易。我和大家都头顶着烈日，浸泡在齐腰深的河水中，用最原始的工具奋力的挖掘。晚上，我知道我的身体发高烧了。我向卫生队的医生要了“安乃近”片，和着大杯的热水吞服，然后就蒙头大睡起来。也许是因为年轻，第二天居然烧退了。毛部长知道我病了，特意让我休息一天，但我还是上工去了。那时，总想在公社的干部面前表现得好些。其实，那时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知青表现再好也是徒劳的。一天的劳累之后，仰天躺在铺板上，我心里只有默念着杜甫“三吏三别”中“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的诗句了。
后来，随着卫星技术的运用这条军用微波电缆线也开始投入了民用。当我离开黎川那年，在高高的日峰山顶已竖起来微波发射塔，县城里的人开始通过微波塔接收电视信号收看电视了。
日峰山下，一条凝聚着我们血汗的微波电缆至今还静静的躺在二米深的泥土里。
烧窑
插队在黎川的十年中，最艰苦的莫过于烧窑的那些日子了。大队书记黄奕俚终于向“走资本主义道路”迈开了一小步，决定建一个砖窑。砖窑建在联盟大队向西约一华里公路边依山傍水的一个土坡上，砖窑由九源一个卸了大队书记职务的党员饶达成负责。为了体现国家对知识青年的照顾政策，让我担任砖窑的出纳。名义上是出纳，可一个小小的砖窑，根本不需要有人来单独担任出纳，钱的事基本上由大队的会计兼了，我在窑场便是个很好的劳动力。砖窑依着山势用砖块砌成，窑底留有一个一人高的窑门，门口靠里面的地方是炉栅。窑顶是一个圆形的凹池，蓄水冷却用的。窑边上有一个很大的泥池和一块平地，人们从山上挖来红土放入泥池中，挑来水，用一头强壮的水牛，由一个人赶着，在泥池不停转圈踩踏，直到池中的红土完全踩踏成均匀的可以成型的泥块。一般踩制一池可以制砖的泥，一头牛要整整被鞭打着干上一个上午，下午才由一个老农牵去吃草。平地上有十来个坐台，从各个生产队招来的制砖工就在作台上不停的制作砖坯。九源的饶玉英、饶华仙、芦国华等小女孩都在窑上制砖。等砖坯制成一段时间，就该装窑了。我和其他几个壮劳力用竹片做成的“砖夹”不停的挑着砖坯送到窑洞里。装窑是由一个专门的师傅装的，为了保证每块砖坯都能被充分的过火，从窑底装到窑顶的每块砖坯间都要留有一定的间隙。窑装完后窑门就被用砖块堵上，只留有一个用于烧火的门洞。我和一个叫罗元发的青年以及另外两个青年负责烧窑，两人一组24小时的轮流往窑内加柴禾，一连三天三夜。各个生产队从山上看来许多大树段用来烧窑，那可是上好的木材锯成的，有的树段我一个人都抱不过来，现在想想实在是太可惜了。大火在窑内熊熊燃烧了三天后，我们又要从路下边的小河里挑水爬上高高的窑顶，把水倒入水池中，让水慢慢的渗入窑中，挑水的货也是不能间断的连续48小时。最苦的就是出窑了，为了再次装窑，我们不得不在窑洞的温度还没有完全冷却下来，就要扒开窑门，冒着高温，把一块块烧成的并且滚烫的砖挑出窑洞。外面已是北风呼啸，我和大家还穿着单衣，汗流浃背呢。每次看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面孩子们搬砖的镜头，我就想起当年在窑上出窑时的一幕。
到晚上，还是我们白天干活的这些人，又匆匆忙忙的把还带着窑温的砖块装上拖拉机运往县城，当时一块砖只卖几分钱。我们在砖窑上，睡的是用茅草和毛竹搭成的工棚，吃的是伙房每天用芋艿、芹菜做的饭菜，劳累、辛苦是不言而喻的，个中滋味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
后来不知为什么这个砖窑倒闭了，黄书记的“资本主义道路”也随着砖窑的倒闭而止步。直到我离开黎川，联盟大队都没有个像样的村办企业。
几年前回黎川时经过那个旧窑址时，窑洞已被杂草和灌木覆盖了，但我依然从杂草和灌木丛中看到了当年的我和窑工们、制砖妹子们的身影。
合作医疗站
联盟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可以算是整个大队的一个文化中心了。自下乡起，我们生活的许多小事就和合作医疗站联系在了一起。合作医疗站紧挨着公路，过往的人们总爱在这里歇歇脚，喝口水的。因为合作医疗站的医生经常会下到各个生产队巡医，所以邮局的邮递员也把报纸、信件放在合作医疗站。最开始芦家没有邮路，我们也常常把寄往家里或友人的信件托人带到合作医疗站，好让邮递员带回城里的邮局寄走。自从我们交钱参加了合作医疗，也到医疗站配些日常的药品，缓解各头疼脑热的。
合作医疗站总共两个医生，一个姓瞿，大家管他叫瞿医师，因为他是浙江人，所以我们一到联盟大队，就跟瞿医师靠得很近；一个姓杨，大家管他叫杨医生，杨医生说着满口的抚州话，是从抚州地区卫生学校毕业来黎川下放实习的，杨医生一边跟着瞿医师开开处方，也兼在药房发发药。因为自觉才高一等，所以也不把我们这些上海佬放在眼里。
自从我们落户芦家，瞿医师到芦家的巡诊也多了起来，我们也因瞿医师的经常光顾芦家而及时的收到家信。顾秀娟是我们中信件最多的一个，除了她父母的来信外，她远在广西部队中的恋人也隔三差五的寄来情书。但是不久，顾秀娟发现了自己的不少信件被人拆动过，家中寄来的信中夹带的钱币也多次遗失。在一次饭后，她把信中的疑惑告诉了我们大家，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聚焦在和上海近邻的浙江医师身上。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我们不得不把这个疑惑告诉大队黄书记。虽然疑点重重，但大队书记也没能人赃俱获，还好，瞿医师不知何故离开了联盟合作医疗站。在大队的努力下，县邮局开通了九源和芦家的邮路这才除去了大家心头的一块心病。
瞿医师走了，杨医生开始坐镇联盟合作医疗站。为了充实人员，经大队选拔，插队在石泉生产队的上海知青薛欣调到了合作医疗站，负责医疗站的打针、发药。薛欣是市三女中的高中生，聪明好学，为人厚道。因为医疗站有了个女“赤脚医生”，许多农村的女人看病时显得方便多了。在合作医疗站的那段日子，她的服务深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尽管脱离了田间劳作，医疗站的待遇也不错，但作为上海对插队知青的照顾对象，薛欣还是在74年春天，告别了联盟合作医疗站，回到了上海。77年恢复高考，薛欣考入了交大，毕业后在法院工作，想必也该退休了。因为本生不在同一个生产队插队，，薛欣会上海后，我们彼此失去了联系。
薛欣走后，这个空缺被在石泉教书的鲁燕顶替了。因为鲁燕是我们九源的知青，大家彼此都熟悉。所以，九源和芦家的农民到医疗站看病也方便了许多，我们知青到大队学习、开会，总会在休息时聚到医疗站鲁燕的房间里喝茶聊天。鲁燕的父亲为女儿买了辆“飞鸽”自行车，也常常成为我进城的代步工具。虽然我们之间有着“上海知青”和“黎川知青”之分，但在大队的知青上调得只剩我们几个人时，大家的心也开始相通了起来。
合作医疗站后来还是淹没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一段时间，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的优越性变得无比脆弱，缺医少药重新回到农村，人们不得不到县城看病去了。前年回黎川时，听说是原来的黄书记的儿子黄海文从部队复员回来，承包了医疗站。
联盟的乡亲们，生死在命吧。
又误人子弟
薛欣回上海了，本在石泉教书的鲁燕到合作医疗站顶了薛欣的差事。自然石泉的书要找人教，大队向石泉推荐了我，于是我再一次当老师去了。石泉离九源约三里路，处在九源和大队的中间，因为不在自己村里教书，与石泉的百姓就相对好处理一些，再当一回老师也无所谓。再说田里的活和烧窑实在是很苦的，当老师虽说是“赤脚老师”，但毕竟不用天天赤脚了。
石泉人还是很欢迎我去那里教书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男老师比女老师能管住自己的孩子。石泉人给我的待遇也不错，每周上六天课，管吃管住，另外每月教书的工资是27元，（当时上海的一般工人的赤膊工资是36元）。管吃饭，是轮流到上学的学生家里吃三餐饭。不用付钱，只要付给学生家长当天吃饭的粮票。在农村有“天、地、君、亲、师”的排列，老师占一定的地位。村上的人对老师还是比较尊重的，所以，每天的饭菜也是家长们特意准备的。有时看到某个家长在磨豆浆做豆腐了，明天一定会在他家吃饭的。晚餐时，男家长总会邀我喝上几口自家酿的米酒。人家对你寄予希望，总不能再像上回一样不负责任吧。
全石泉生产队学龄儿童二十一人，共分六个年级。一年级五人，二到五年级各三人，六年级四人。总结了上回的教训，我先对四年级的学生莫了底，发现这里的学生全部都不会使用“汉语拼音”。要把这些孩子教好，先得从“汉语拼音”教起。于是第二天的课全体上汉语拼音，只有这样，这个二十一人的“完小”才可以从容上课。凭着我在小学六年扎实的汉语拼音的功底，给孩子们一边正常的开课，一边新开和补上汉语拼音课。这个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大孩子接受得快，一个月的时间，3-6年级的孩子已经可以借助《新华字典》自己预习所教的语文内容，1-2年级的孩子也可以自己准确的拼写声母、韵母和复韵母了。大孩子下午要放牛，于是上午的课基本上是教三-六年级，六年级的学生预习语文新课半小时，五年级的学生自己用算盘做书上的题目半小时，四年级的学生上语文新课半小时，三年级的学生做算术应用题半小时，还有十五分钟对答案。一二年级就布置些作业在课堂上做；下午只有一二年级的七、八个人，就一年级上语文，二年级上算术。有时也来一堂音乐课，全班不论大小，同唱一首歌。这就是农村“完小”的特色。
石泉生产队的小学教室是在一个仓库兼会场的台上，北边有一扇门和一扇窗，屋顶的瓦片里有几片用玻璃制成的明瓦，教室就是从这些地方采光的。教室里除了这二十一个学生外，经常还有一些他们的还坐在“杠椅”上的不懂事的弟妹，只要他们一拉屎，哥哥姐姐们就开始向门外呼唤，自家的大黄狗就会冲进教室，舔干净孩子屁股上的和地上的粪便。此时，我也不得不停下来和孩子们一起观看这场闹剧。农村教书，教鞭是一定要有的，我的教鞭几乎每天都是崭新的，因为放牛的孩子总是可以从山上给我采来一种实心的竹梢。你可以用它在黑板上指点江山，也可以用它敲打学生的课桌。只有这时，我才是至高无上的。
在农村，你教学的水平再高，不教会孩子珠算，那你永远不可称为好老师的。可是，我只是在自己四年级时学过些算盘的打法和依稀记得些珠算的口诀。要教会孩子们珠算的加减法还容易，乘除法就不那么容易了。晚上放学后，我就自己重新自学，第二天就和高年级的孩子们一起，像做游戏一样，把其中的要领告诉他们。当时提倡笔算、珠算和心算的“三算结合”教学方式，我就用这样的办法在石泉小学完成了珠算课的教学任务。现在看，这样的“三算结合”方式在农村还是蛮有效的。
在我教过的这些孩子中，很多孩子都长大后都到外省市打工去了。只有一个叫罗细发的学生，现在成了联盟大队的乡长。三年前，我们一行人回九源时，没想到，他居然在人群中亲切的叫我“陈老师”。当年学校里他是最顽皮的一个高年级学生。
我曾不止一遍的看过电影《一个也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和《美丽的大脚》，这三部影片中的许多场景，如《一个也不能少》中乱哄哄的教室、《我的父亲、母亲》中老师吃的派饭、《美丽的大脚》中学生们对老师的深情，就是我当年在石泉小学的写照，也是我反复多次看这几部影片的原因。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叽叽咋咋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
才福和根俚
在石泉当“乡村男教师”的日子里，我结识了武才福和武根俚。
武才福当年是联盟大队的民兵营长，因为在县里念过中学，在当地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自饶营长下台后，就由才福一直与黄奕俚搭档，支撑着联盟大队的局面。武才福个子不高，却也眉目清秀的，一派书生样子。也许因为与黄奕俚搭档，也留着两撇胡子。其实当时在黎泰公路修路和埋微波电缆时我们就认识。那些无聊的晚上，才福在工棚里总会讲许多黎川有趣的楹联故事和一些现在被称着“黄段子”的趣事。我在修路和埋电缆时的表现，给才福留下了很好的映像，这次我到石泉教书多半是才福推荐的，所以我也十分感激他。
才福家住在石泉村的西头，在一幢大木房子里与武根俚的厢房斜对面住着，他与武根俚是叔伯兄弟。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在大队的地位，武根俚很顺当的开起了拖拉机（在当时农村开拖拉机几乎可以和现在开奔驰比美）。
才福以其自身的文化知识和实践经验，辅佐着大队书记，人们把他们的组合称之为黄金组合。确实当年他们执掌时期，联盟大队每年上缴的公粮，在黎川算是排在前列的。但才福对当时的政治运动并不热心，每次上级布置在农村开展的运动，才福总是比别人要慢一拍，有时也会说些怪话。因为也算是年轻，所以跟我们这些知青很合得来，薛欣、鲁燕和我都和才福成为很好的朋友。在石泉的日子，我和才福的母亲也很熟，老人家总会留些好吃的给我。那年才福的儿子出生后，老人家执意要让我这个“老师”给孩子起名。前几年回黎川到石泉，专程看望才福，未遇，他的儿子出来迎接，自报名字后说，他的名字还是我给起的，这才使我想起当年给才福的小儿子起名的故事来。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才福和黄书记不和而两人分手了。退下来的才福开始成为养鳖专业户，成品鳖远销香港市场。每年春节我总会打电话给才福拜年，但总是要在养鳖的池塘边才能找到他。
因为下课休息和午间休息没有去处，我总会到才福家的厅堂里坐坐。不久我就跟才福家和根俚家都熟了起来。我也经常会搭乘武根俚的拖拉机进城到二哥的文工团玩上一天，或者让武根俚给二哥捎上些乡下的土产。我和武根俚年龄相仿，他的母亲也把我像自己儿子一样对待，我也跟着大家称武根俚的母亲叫“妮（二）姆妈”。武根俚回家后，老人家总会邀我和武根俚一起喝口酒，划上几拳；我放学后有空也会帮着老人往灶中加把柴的干些杂活。武根俚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儿-美华，才三岁，刚刚开始呀呀学语，十分讨人喜欢。空余时，我总要到他家的厅堂里逗美华玩，妮姆妈开玩笑的要美华认我做“寄爹”。后来，美华“寄爹”“寄爹”的一直叫到我离开黎川。一次，我带着小美华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骑着玩。没想到她的小脚伸在了车轮的钢丝里，顿时把小脚跟的皮刮去了一大块。我愧疚得不知如何是好，武根俚和妮姆妈没有怪罪于我，哄着孩子上药，还一个劲的安慰我，使我深深的感动了很久。时光飞快，不知不觉，美华已长大出嫁了，现在和丈夫一起在深圳打工。前些年，武根俚把我的电话告诉给了美华，她特意从深圳打来电话，一口一个“寄爹”。我已经没法想象当年的小美华，现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了。武根俚这几年也承包了一些山林，种上“荷栗”，收入也还不错。只是前几年见到他时，已是一头白发了，也许是武根俚后来遭遇了更多的不幸所至。
我离开黎川卅年了，两位老人也不知哪年去世，我连个唁电都没能发。但武才福和武根俚在我的下乡生涯中给与我的帮助、他们慈祥的母亲带给我的温暖和他们可爱的儿女给我带
来的欢趣，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招工、当兵和上学
在农村插队，唯一可以离开农村的不外乎招工、当兵和上学了，每次我都被推荐到选拔的名单里，但是每次总与之无缘，擦肩而过，沮伤而归。不是我在农村的表现不好，也不是我没有尽力去争取每次机会。说实在的，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从我踏上这块红土，命运就注定了我必须走过人生曲折。父亲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误的划为右派，继而于次年被摘去了“右派”帽子。所以在我的履历表中最后需要说明栏中总要写上对父亲57年的说明，于是这个说明也伴随着我走过了那艰难的十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大队为我们办理户籍和发放户口本时，那位多事的张会计居然在我和二哥的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上“摘右”。我们再三说明“摘右”与家庭出身是浑身不相干的，可张会计还是以根据上海报来的资料如实填写为由，不予更改。至今我都没有明白上海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的向插队的地方政府转交我的履历资料。有一年征兵，我的体检全部通过，可一政审，我就被从录取名单中划去了。县工商局招人，黄书记也把我的名字报上了，一政审，又把我拉了下来。当时从工农兵中选拔上大学，黄书记两次把我的材料推荐到公社，可一经政审那“摘右”的家庭出身就像是层妖雾，始终弥漫在我的档案袋中，挥之不去。几次三番下来，终于，黄书记、武才福和腰伟几人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月，党员的牌子还是很硬的，如是个党员，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于是，才福郑重其事的给我送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申请书》，至今，我还能记得当时的激动。
不管上不上调，一个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同意我入党，也算是对我这几年接受“再教育”的肯定吧。我用钢笔认真的逐字逐行填写这张《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也算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接触了。在最后的说明部分，我还是按以往填履历表的惯例，写上了父亲在57年的经历。那是六月的上旬，按照党里面行事，七月一日是新预备党员入党的好日子。我们九源和芦家共有七个党员，当天晚上，队里的党员饶木生、饶火孙、饶友孙、虞瘌子、饶显芳、周荷花、芦水旺加上大队的黄书记和财富，全部都集中到腰伟家的厨房里的油灯下，专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十分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们讨论的结果，就像等待着对我的一次审判。根据我在农村的多年表现，党员们毫无保留的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腰伟也在第一时间把联盟大队党支部同意我入党的好消息告诉了我。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整夜没有合眼。我的这么多年的血汗没有白流。我极力的让自己冷静和清醒下来，因为还有公社党委的审批在等待着我。
又一次工农兵入学推荐开始了，黄书记把我的入学推荐表和我的入党志愿表一起交到公社的党委办公室。与其说离我上调只有一步之遥还不如说更沉重的一次打击离我近在咫尺了。公社党委再次把我推荐到县招生办公室，并详细的介绍了我几年来在农村的表现。县招生办公室在通过入学名单时明确表示，该知青如果能通过公社党委对其入党申请，即同意入学。公社党委也拿不定主意，推说只要该知青通过县招生办的入学审查，即同意入党。
我再一次跌入低谷。
在给家人的信中我只能再次谎称，入学体检没有通过，我一次次的用这种美丽的谎言来安慰一次次失望中的父母。后来我得知，父亲在接到我落榜的家信时，一人躲进厕所失声痛哭了起来。因为父亲深知，由于他57年遭受的不公，给下一代带来的损失是何等的巨大。直到1979年的春天，胡耀邦全面为右派平反，压在父亲身上和子女身上的精神枷锁才彻底被打碎。那年我作为子女代表出席了父亲单位宣读党中央为右派平反文件的大会，当大会宣布为父亲平反的那一刻，十年来父亲忍受的压力和我在农村受到的精神上的委屈，全部涌现在脑海中，止不住泪流满面。
这样的平反来得太迟，太迟了。
终于，由于那履历中最后的说明，我没有因为我的努力而获得一次上调。
神奇的万花油
在我下乡的行囊中，母亲亲手为我放入了一种油状的药-跌打万花油，是一些中药和植物油的混合物，用于治疗刀伤、烫伤、火伤和跌打损伤。虽然并不会常用，但十年间，万花油帮我也帮助村里的乡亲不少大忙。
九源生产队地多人少，七八月间是早稻收割的时节，伴着早稻的收割，二季稻的插秧就开始了。黎川的农村割稻的镰刀与其它地方不同，是在一片大约25公分长3公分宽的钢片上，在还没完全淬火前用钢凿敲打成锯齿状，然后烧红淬火，锋利无比，用这种镰刀割稻又轻又快。收割稻子时，田里的男女青年都会相互比赛，看谁第一个割到田的尽头。我也曾参加过这种比赛的火热场面。说起割稻，我们知识青年绝对不会输给村里人。那天我们几人都用一种进行曲的速度在埋头割稻，许多村里的姑娘小伙被我们远远的甩在身后。突然，我的左手小指被锋利的镰刀重重的割了一下，鲜血顿时从小手指的尖端喷涌出来，小手指的顶端悬挂着一块带血的肉指甲。我的脸刷白，拖着沉重的脚步，退出了这场热火朝天的比赛。我忍住刺心的疼痛，用田边清泉里的水将伤口的污泥轻轻洗去，然后把那段还未完全分离的肉指甲与受伤的小指对接在一起，回到家中用浸满万花油的棉花，紧紧的将小手指包裹起来。直到这时我才想起“十指连心”的说法，剧烈的疼痛使我寝食难安。当天晚上，神奇的万花油居然发挥了作用。疼痛减轻了，血也止住了。第二天在家里休息，频繁的用浸透万花油的棉花换洗伤口。第三天，我用熟料袋包裹着小手指，回到了插秧的大田里。等双抢快结束时小手指的伤全好了。不过，至今在我左手的小手指上还留着一条隐约可见的刀疤。
饶金水是九源的一位打猎好手，不仅枪法好，还会自己配制火铳用的火药。制作火药的过程其实十分简单，就是把木炭放在一个石头虎口里冲成粉末状，再与买来现成的硫磺和硝勾兑在一起就可以了。一天金水在我们厨房后面的柴间里的石虎口冲完木炭后，勾兑硫磺和硝时，不小心使手中的铁勺撞击了石虎口并发了火星，引爆了大约一二公斤的成品火药。顷刻间，金水就倒在了滚滚的硝烟之中。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经医院诊断为深度烧伤。
金水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已经度过了整整三个月了，身上的烧伤面还是迟迟不见愈合。一天，我带着试试看的想法，给金水带去了仅剩的一点万花油。背着医生，我用浸过万花油的药棉，轻轻的覆盖在金水手背上。不想三天后，金水的老婆水兰托人带来口信，要我帮忙再买些万花油来。原来，在金水用万花油覆盖的手背上，长出了新的肉芽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陀”，我立刻去信家中告知原委，让父亲火速买好万花油寄来。当几十瓶万花油送到金水的病床前，金水一家人看到了金水康复的希望。不久，金水身上的烧伤部分结盖，脱皮，长出了鲜红的嫩肉来。
虽然，无意中为一个农人做了件好事，却使金水一家感激不尽。回上海后，金水也总在节假日里与我互通电话问候。我一人回黎川看望乡亲们时，金水特意在家中摆下酒菜，盛情的款待我。
好像知道“万花油”的人不多，上海现在也很难买到这种廉价的中成药了。不过，也许我对万花油有着特别的感情，在家中，我还是把它列为常用药备在药箱里。
住在“井头”的李伟忠
李伟忠在我们那片知识青年中是出了名的能工巧匠和上山下乡的标兵。我和李伟忠结下的友情，完全是因为我们俩人都在同伴上调后，能够顽强的在农村生存。
李伟忠住在裘坊乡的一个叫“井头”的村子，我们九源离开井头大约七八里地，戴建国和俞家华他们与李伟忠属同一个大队，相距约两三里。井头村原本在那里插队的有四个上海知青，李伟忠、周雅培、薛维信和一个姓沈的男生。插队的第二年，薛维信就去江西卫生学校念书了，沈同学也因病照顾回上海了。同在屋檐下的只有李伟忠和周雅培。因为李伟忠很会过日子，两人“你浇水来我耕田”的，鸡鸭成群，瓜果飘香，副业也搞得很好，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光顾井头李伟忠他们住的那个小山坡。李伟忠看我们一大群人来到井头，自然很得意的带我们到瓜地里摘西瓜，杀鸡宰鸭，十分热情周到。我们也不客气，烧火的、挑水的、烧菜的、煮饭的，大家各自为阵。吃完了还要把人家评头论足一番。有一次，李伟忠养的鸡有几只惯头惯脑起来，用现在的说法是得了“禽流感”了。李伟忠马上托人带信，召集大家到井头吃鸡。直至今日，大家聚会时总要提起那次吃瘟鸡的事，把吃的好鸡忘得一干二净。李伟忠自学木匠活，像模像样的着实做过不少家具。我成家时的婚床还是李伟忠做的呢。后来李伟忠又学着做圆作木匠，也都获得成功。
尽管李伟忠刻苦的接受再教育，也获得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模范”却与我的遭遇有所相同，迟迟不能搭上上调的班车。周雅培在我们插队的末期获得了一次上学的机会，到抚州师范上了两年学，两年中李伟忠苦苦的等待着自己心上的人学成归来；周雅培从师范毕业本也可远走高飞，但为了相爱多年的伙伴，还是选择了回黎川执教，并放弃了在县城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十里山李伟忠的身边。周雅培比李伟忠小三四岁，在等待了两年后，两颗火热的心终于又走到了一起。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一个由县知青办牵头，公社出资，李伟忠领头的知青工厂成立了。李伟忠凭着他与生俱来的经济头脑，带领着公社里长期劳作在田间的十余名知识青年，开始了一轮白手起家的创业。三年后，随着知识青年的大批返城，一个在李伟忠苦心经营下的知青工厂自然解体。李伟忠也作为最后的返城知青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上海。
回上海后的李伟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继续了自己的事业，创办了“上海集大办公用品公司”，产品畅销国内外。为了报答黎川人民是多年的养育之恩，在李伟忠的公司里到处可以看到黎川的打工仔，集大公司吸纳的黎川劳动力所占比例是最高的。黎川县的很多人，不论是县城的高官，还是井头的百姓，与李伟忠常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黎川这块红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们，始终保持着对这里山山水水的红土情节。
电影《列宁在十月》
在农村，晚上是没什么娱乐活动的，除了打扑克、喝酒划拳、现洋盘（吹牛）外，最大型的娱乐活动，莫过于放电影了。公社有一个电影放映队，叫是放映队，其实就两人。拖着一台35毫米的放映机和一架小型的发电机从这个村到那个村的循环放映电影，当时也为普及农村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
一个生产队大概一个月可以轮到一次看电影，一般相邻的生产队的社员都会从四面八方汇来看。人们早早的吃罢晚饭，扛着条凳或提着小竹椅到晒谷坪上坐下，等着电影开演。邻村的人会打着燃烧松光的摇炉，走上三四里山路赶来。晒谷坪上用毛竹支起一个大框，挂上幕布就可以放电影了。当时的公社放映队来一趟放两个电影，向生产队收取15元钱，放映员晚上的晚饭也是比较丰盛的，队里另外会给一些菜油或花生之类的农副产品让放映员带走。
那年月放的电影不多，《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革命样板戏是电影对的主打影片，也参插一些其他的如《列宁在十月》之类的。《列宁在十月》是最受欢迎的，因为，里面有一段“天鹅湖”的片段和一些男女交色亲昵的镜头。每当瓦西里和娜达莎偎依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会瞪大眼睛。人们牢牢的记住了那句“面包会有的”的台词。农村物质生活虽然清苦，总还是有一日三餐，能解决温饱，但文化生活的匮乏只能苦苦的等待每月一次的露天电影了。
戴建国家中有一台唱机，有一年回上海过春节，我们朵在他家的小楼上，大白天的拉上窗帘，偷偷的放起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来。“芳草青青花盛开，两只蝴蝶迎春来”。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美妙的小提琴曲，戴建国还和我们一边听一边讲解《梁祝》那美好动人的爱情传说。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多么的美好和曲折。
一九七七年，人们迎来了文艺的春天，但在农村还没有感受的春天的到来。有一天，我从收音机里突然听到了一段类似于敲门声的音乐，接着是柔和的慢板，我的心被震撼着。我怀疑又是收到了国外的哪家电台，直到一曲终了，播音员播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乐团演出的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指挥-李德伦……”我才感到春天即将重新回到祖国每个角落，中国人的命运将重新由自己主宰。
三十年过去了，农村依然延续着露天电影的放映，但放映的电影已不再是那不变的《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革命样板戏了。
真是“没有大踏步的后退，就不会有今天大踏步的前进”啊。
小站上的孤独
一九七四年，对知青回城的政策有所松动，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回城的许可。我们当年下车的小站-光泽也开始热闹了起来，车站行李托运处的库房，堆满了回家的人们托运的铺板，樟木箱和日用行李；回城的知青也从这里等待着登上回家的列车。
我没法和他们同行，但作为一个留守者，我义不容辞的要帮回家的姐妹们做一些回家的准备工作，例如打包托运、采购些木料箱子什么的。
顾秀娟作为独生子女的照顾对象也在出发的行列中。九源只有我一个男生可以帮助她。这么多年朝夕相处，一旦分手，再要同灶吃饭是不可能的了，我为顾秀娟找到大队的拖拉机司机武根俚，商量着帮助顾搬家的事，武根俚一口答应帮忙从队里到县城的运输；二哥又联系了从县城到光泽的车。
后来我从顾秀娟的谈话中得知，她是独生女，并没有一定要求去插队。但当时她父亲正在接受单位的审查，单位把她父亲让不让女儿去插队，作为鉴别其对党是否忠诚的一种态度，无奈之下顾秀娟的父母只好把自己唯一的女儿交给了黎川；现在女儿终于可以回到父母的怀抱中。
列车徐徐开动，望着远去的列车，心中真不知是对回城的人们羡慕呢，还是对未来前途的迷茫。
送走顾秀娟后不久，又接到竞果要回家的消息。
竞果是母亲的多年老同事的女儿，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每年暑假结束之前，她母亲总会把女儿带来我家和我一起做暑假作业，自己就和母亲一起着手学校的开学工作。一晃我们都成了大人了，没想到插队那年我们会同上一列火车。母亲们都关照，要孩子们到了江西彼此多照顾着。
到了黎川，得知竞果分在离开县城100公里的一个叫“西城”的公社，而且在一个叫“长兰山”的高山村里。我们落户在芦家后，竞果和一个叫张源芝的女孩一起来芦家找过我和二哥，希望我们能帮她们从西城的大山里搬到我们芦家来插队。可惜，我们势单力薄，联盟大队没有接纳这两个无助的女孩，只是好心的老乡留竞果她俩在村子里住了一晚，她们还是怏怏的回到了长兰山。后来知道，长兰山地处闽赣交界处，那里原始森林密布，是黎川县最边远的一个村子，也是全县最落后的地方。据说到现在长兰山还是黎川最穷的地方。真不知道这两个弱不经风的女孩在山上是怎么过下来的。
竞果告诉我她的出发日期，要我帮忙送她和她的一些行李到光泽车站。许多年以前我们的无能为力，使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没有尽到义务，总有点对不起她和她母亲的托付。这次一定要尽力而为了。
公社的卡车司机杨永根与我们多年交往也满口答应帮忙把行李送到火车站。竞果的行李并不多，装在一辆两吨的卡车上，直接送到火车站行李房的月台上，我也帮着卸车，托运的忙里忙外。等全忙完，我才想起这是我两个月来第二次到光泽送插队的女生了。也许是这几年在长兰山独立生活的磨练，竞果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脆弱样子，显得那样的老练和果断。在竞果的心中充满着对上海的美好憧憬和生活的希望。
回上海后，竞果出嫁前夕，妈妈让我送去一些贺礼。后来我们就很少联系。偶尔从母亲那里听到一些竞果和她父母的消息。列车再一次在我面前开动，向着上海，徐徐的驶出了光泽小站。目送着北上的列车，站在那空旷的月台上，黯淡的灯光下，我和我的影子显得是那么的孤独。
木隔板厂
整个公社的上海知青和黎川知青已经为数不多了。为了便于知青们的集中管理和公社发展产业的需要，由县知青办的一位姓曾的干部从广东梅县引进了一个生产蓄电池木隔板的项目，公社出一部分资金扶植，在十里山边上的一个砖瓦窑厂的地址上成立了“黎川县蓄电池木隔板厂”。于是散落在公社各个大队的知青残部相继汇拢到了十里山。涟源大队的高伟民、刘建国，点山大队的王荣根、王秋萍，联盟大队的我和蒋良钰，加上还有四五个黎川知青，李伟忠出任厂长。就这样“七八个人，十几条枪”，在两个广东师傅的指导下开张了。木隔板的作用就是开有槽的木片把蓄电池内的锌极片隔离开，使锌片和电解水能正常工作。木隔板的生产并不复杂，只需将硕大的松树锯成小段，再切成矩形，然后放到一个大铁锅上的大木桶中，放入烧碱烧煮几个时辰，用刨床刨出一定大小和一定厚薄的木片，一块半成品的木隔板就制成了。经过晾晒和拉槽、定型切割，包装，木隔板就可以投入市场了。广东师傅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把木隔板加工的前半部分放在黎川，然后把半成品整车的拉回广东，进行后半部分的高附加值的深加工。
公社指令性的向各大队下达了砍伐松木段的指标，一时间，大量的松木段被运往十里山的木隔板厂。厂方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松木段。我们几个男生开动着锯板机不停的把松木段锯成加工所需要的矩形，女生就在广东师傅的手下整理着刨出来的松木片。木隔板的生产，产生了大量的木屑和废料；冲洗木片上烧碱的水使大片的清流出现了污染。但是广东师傅和他们的后台-知青办的曾主任却全然不顾这些，因为，从上好的松木段中取出的是他们手中的财富，运到广东再度加工后，他们将得到丰厚的利润。就这样大好的资源和滚滚的财源被曾主任和他的同乡冠冕堂皇的掠夺到了广东，却把污染和废料留在了黎川。
因为是以知青的名义，所以各个大队的书记们，在公社有关干部的淫威下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管辖的山林中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才长成的大树，就这样倒在了知识青年的木隔板厂里，心里又是何等的难受啊！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知青厂里同时也掀起了要赶走广东师傅的热潮。在得不到公社领导支持的情况下，李伟忠和我还是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生产赶走了两位广东师傅，带领大家自己干了起来。我们不断完善工艺流程，大大的减少了废料和污染的产生。把产品销售到了江西省内。
九月九日，毛泽东带着一生建立了新中国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两件丰功伟绩，离开了无限忠于他老人家的全国各族人民。当全国人民沉浸在举国悲恸的日子里，一个十月的春雷一声震动了山河，一个新的时代来到了。我们这些饱经风霜的知青儿女终于又一次看到了希望。
我们在悄悄的等待，悄悄的等待着黎明的曙光。
木隔板厂也在两年后停止了生产，结束了那惨不忍睹的森林大面积砍伐和水资源的大面积污染。
上海的和黎川的知青大部分回城得到安置，我也即将结束这漫长的回归之路。
天边飘来故乡的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天边飘来故乡的云”，一个等待已久的鼓舞人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78年的12月底党中央在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同意在全国各地的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有条件的返回原地。
1979年春节前，我收到了返城的通知。
我到联盟大队向黄书记告别。这位正直善良的老书记像送自己的孩子出远门一样，特意在大队部安排了一顿丰盛的酒菜，为我送行。黄书记知道上海的木材紧张，饭后让会计挑了一段上好的杉木破成板给我带回家。与黄书记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连一盒烟都没送过给他，这次我要走了，把身边还有的两盒上海烟盒两块上海的肥皂送给他，也表示我的一点感谢之情。
从大队出来我又来到石泉向才福和根俚的母亲告别，离开时，两位老人依依不舍的一直把我送到家门的石阶下，两位慈祥的老人挥手之间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的在我的记忆中。我挨家挨户的向曾经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告别，感谢他们在石泉为我所提供的一切，也请他们原谅我在教学中不尽人意的每个点点滴滴。
腊月廿六，离开大年卅还有四天了，芦家和九源的乡亲们，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过节，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为了感谢芦家和九源的父老乡亲，这十年来的涌泉之恩，我请来了公社的电影放映队，为大家放了两部电影，也算是一次电影招待会来答谢芦家和九源的父老乡亲吧。电影开始前，我好想跟大家说上几句感谢的话。可是，面对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要想说的太多太多，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很晚了，我来到小木匠家，和小木匠在他家厨房的灶前烤火抽着烟。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默默的坐了很久。我把我唯一的一件的确良卡其中山装和一些书送给他，留作纪念。毕竟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十年。
村上的一些妇女们一大早都来到我的知青屋，为我送行。
他们手里都捧着竹簸箕，装着好些黄豆、花生之类的自己种的土产，把我的行李包装了满满的三大包。乡亲们没有更多的告别，只是很真诚的说“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尝尝”“有空再来黎川偎（玩）”。面对九源的这些朝夕相处的乡亲们，我不知说什么感谢的话来表达那一刻的感激之情。腰伟和荷花夫妇把我叫到家中的厨房，打开锅盖，把一碗刚蒸熟的子鸡放在我面前，要看着我吃下。我执意不肯，却无法推卸，只有从命。那一刻，我的眼泪终于止不住的流了下来。黎滩河水深千尺，不及乡亲人送我情啊。
拖拉机载着我和我的行李，沿着当年的路向县城开去。山上当年我们种下的山树苗已经露出了高大的躯干，路两边枯萎的映山红在风中摇摆着枝丫，它们都和我一样，等待着一个春天的来临。
节日前夕的古县城，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古朴。我再一次漫步老街，向“闽赣苏维埃政府旧址”告别；向明代的木街楼告别；向街道两边的古石板路告别；向黎川告别。
血红的夕阳下，在这条红土铺就的路上留下了我长长的影子。
我终于登上了回家的列车，呼啸着向着上海奔驰而去。车窗前迷茫的我，不知是兴奋和激动还是留恋和惜别，酸楚的泪水在眼眶里久久滚动着。
“踏着沉重的脚步，
归故乡的路是那么漫长，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
……。”
我终于在离别十年后的1979年春节前回到了父母身边，结束了在江西黎川插队落户的日子。
除夕的夜晚，烟花和爆竹响彻上海的夜空。
一朵朵祥云在头顶上飘过……。
写于2008年12月
附后：《水调歌头》二首
《小站》
水调歌头 红土情结
吾离别黎川三十年，十年插队斯土。辛酸苦辣甜，诸味皆尝。乡人对吾恩重，没齿不忘。十一长假，受乡情所驱，只身寻探故土旧友。有感于此。
回首昔蹉跎，
天命仍彷徨。
红土情节未了，
重回小村庄。
青草溪边牛犊，
竹林梯田依旧，
何处寻小芳。
残荷塘中蛙，
又闻稻谷香。
共患难，
同食寝，
勿能忘。
一池清泉作镜，
同伴皆鬓霜。
乡音浓浓未改，
情真切切还诉，
欲说泪成行。
热血注青山，
爱怨两迷茫！
庚辰年秋于上海
水调歌头日峰行
乙酉年春，昔日插队知青，结伴重返故地。想当年，国运不济，殃及百万青年，大好青春年华葬送于黑山白水、黄河红土之间，不免伤感。再访旧地，立碣碑，铭曰：“青春永驻”以告世人，勿忘吾辈。
结伴红土行，
逐梦心飞扬。
驱车千里兼程，
齐回小村庄。
朝辞浦江烟雨，
暮迎日峰碧霞，
不了情谊长。
久别得相见，
热泪已成行。
立碣石，
寻旧地，
叙衷肠。
青春永驻谁还，
年少好时光。
黎水东流难遮，
廊桥付炬又筑，
何处是故乡。
但愿莫白头，
老树枝叶壮。
注：廊桥建于明代，八十年代末毁于大火，九十年代政府重建。
二零零五年五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