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表示：“我自己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

　　饶毅有“底气”，也有机会把自己的“慢”呈现出来。说其有“底气”，是因为他当年回国时，是美国西北大学讲席教授。他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这样有来头的人物，学校是不会以其暂时“不出活”就让他走人的，否则不是说明当初学校引进他时看“走眼”了吗？但就是这样，饶毅也感到了压力。他表示：“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求快，对我也不例外。……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础，而且2005年在中国发表过一篇《细胞》论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续一些时间，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压力，不脱离自己的特点转而追求急功近利，还可以承受慢一些带来的压力。”

　　很明显，饶毅的“底气”也不太足了。从他的处境推想，如果再多几年不出一篇论文，他得到的支持就可能难以持续。要是换成其他人，基本上已经肯定得“走人”了，怎么还有机会有心情谈自己的“慢”？

　　饶毅的状态是令人羡慕的。这是做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科研的状态，是追求科研的质，而不是量的状态。但就是如他这样有声名的学者，其实也生活在论文的无形压力之中，可见这种状态，对超过99%的学者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对于这种学术状态，各方的意见是不一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这种状态可能出好的科研成果——有学术理想的学者毕竟需要“十年磨一剑”；也可能制造一大批“学术懒汉”，一些混日子者，可以此为理由，拿工资不出活，这样下去，大学还有啥成果可言呢？而且，以目前的大学情形分析，出学术懒汉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了不让教授们成为“懒汉”，也为了大学多出成果，今日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普遍实行对教师的量化考核，要求每年产出多少经费、论文、专利，将这些直接与待遇挂钩，与来年招收研究生挂钩，还与“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挂钩。

　　单从效率看，这种考核评价，似乎确实效果不错，我国的科技论文数量在全国大学、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下，早在2007年已居全世界第一。但与之对应的尴尬的现实却是，我国科技论文的引用率排在全世界100名开外，有大量的论文是“零引用”，大批论文是只供业绩考核、职称评审的“职称论文”、“工资论文”，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学术价值的垃圾论文。这等于是，大家十分在勤奋地制造垃圾。

　　以垃圾论文的比例计算，如果对教师们提出的考核要求，将一年的分解到五年，但要求的都是高质量的论文，得到的优秀成果，也是目前的两倍。如果将一年的分解到十年，得到的优秀成果，与当下几乎一样。更不用说，老师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到真正的教育和学术，不再为炮制论文而焦虑，会形成更良好的状态了。是慢好还是快好，其实已有答案。

　　会不会出懒汉呢？这就要看谁来评价学术贡献了。学术价值和学术成果的评价，如果掌握在行政机构和行政领导那里，要的就是论文数量、档次和级别，如果依旧由他们评价，确实可能出懒汉。而如果改由学术共同体评价，全体学者按共同制订的学术评价标准，只看学术成果本身的价值，那么，一个教授一辈子只做出一个重大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已经足够，这种评价机制会引导大家关注真正的学术，还原学术本质。

　　说到底，教授们要有“慢学术”的底气，不在于自己已经取得怎样的学术江湖地位，而在于有良性的学术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