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长沙商界出现了一位奇才，他就是名闻遐迩的饶菊生。
饶菊生，字运鸿(1850——1944)，系元亮公 33代孙，长沙人。很多资料说他祖籍江苏，经查谱，实为干公后裔，祖籍应为江西。
他出身于介福昌绸布庄。介福昌绸布庄人才济济，享誉长沙商界的一些大亨，如李寿增（李四怡堂股东，今四怡堂）、李溪亭（大盛绸庄股东）、吴伯熙（吴伯熙置“通和号”轮，辟长沙至津市航线）等均曾为该店店员，而饶更怀大志，鹤立鸡群，高瞻远瞩，气势不凡。
九如斋这个名字，颇具书香文气，乍一听，还以为是书房诗院，但老长沙人都知道，“九如斋”是响当当的副食名店。一家副食品店为何取名“九如斋”？说来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民国初年，长沙绸布业兴旺，而副食业却不甚繁荣。八角亭日新昌绸布店位于长沙市黄兴中路八角亭地段西侧，民国2年(1913)初期，长沙本帮绸布店由陈萼泉资助，集20余家小店财力共30万银元，在八角亭新建一占地面积达1100平方米的绸布庄，即声势显赫的“介福昌”。“介福昌”后又改称“日新昌”、“介昌”，有长沙绸布第一庄之称，年营业额达300余万银元。该庄为打破南京、苏州帮独资大户对长沙绸布业的垄断，首开本帮直接从上海、武汉等地进货之先河。“介福昌”的经营作风颇具文化色彩，门前竖一“时钟楼”，指针到点，当当鸣响，行人争相仰头观赏。店堂按新式商场布置，顶端装饰中外风景画，堂中设玻璃橱窗，陈列高档商品，顾客一进店门便有琳琅满目之感。堂后置水池假山，供顾客浏览。店员均着长衫，戴瓜皮帽，为长沙当时别开生面的装束。店内设有专供接待大户的客厅，客厅壁上挂有名人字画。
饶菊生跻身商界首先是立足本业，搞好基地，联络志同道合的吴伯熙、吴仲武及易雪明，另组日新昌绸布庄，并一炮打响，站稳了脚跟，饶菊生头脑灵活，绸布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当时饶菊生敏感地察觉到长沙在吃的方面没有几家像样的南货店（当时长沙有名气的南货店只有青石桥的三吉斋一家，另外还有三多斋、三元斋，但名气不大），而南货食品又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便萌生了开南货店的念头，给店子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呢？饶菊生左思右想总是拿不定主意。某日，恰逢其生日，在席间谈起要办南货店，想拟定一个牌名，这个牌名既要响亮吉利，又要雅俗共赏易为人记。席上，他的堂弟饶尺珊说：“今日正值兄长寿诞之际，我突然记起《诗·小雅·天保》中的诗句：‘如山如阜，如岗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诗名《天保》，篇中又连用了九个‘如’字，以‘天保九如’为祝寿之辞。我看你要取店名，不如就用‘九如’为名吧，既有祝颂福寿绵延之意，又含敌克三元斋、三吉斋、三多斋之势。”饶菊生感觉眼前一亮，甚感满意。饶尺珊是学法律的，曾在上海法院任推事，卸职后回长沙定居，他对古典文学有一定造诣，同时还工于书法，饶菊生当时就请其为该店书写招牌。于是，“九如斋”既是由饶尺珊命名，又是由其书写招牌，“九如斋”店名就这样亮相了。
民国四年（1915年）秋，九如斋南食店开业，店址在药王街口，门面不大，计有人员20人左右，没有作坊。正式开业时，设小作坊在三尊里，开业时的资金仅有500元光洋，分为五股，每股100元，当时的5个股东，另4个是张达聪、肖雪明、黄乐山与李希庭。
在药王街口开业后不到2年，民国六年（1917年）时，该店不慎失火，货物几乎被一烧殆尽。抢救出的部分物资，饶菊生决定以低价拍卖，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纷纷争购。这一做法，虽没有利，但取得了扬名长沙之效果，这是股东们始料未及的。
火灾后，另一位绸缎业股东将八角亭福源巷口锦霞阜绸庄让出，九如斋又重新开张。饶菊生特邀请社坛街湘达阜的股东聂秉诚参股共同经营，并聘任聂秉诚为总经理。聂原为一个作坊的“绳墨”师傅（即技师），对制作糕点有一定的经验和技术。他之所以邀他入股，其目的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他这一技之长，为日后设立作坊打下技术基础。
为扩大经营，九如斋再度增资。由于经营得法，业务越做越活，品种不断扩大，花色源源增多，规格逐步齐全，利润越来越多。八角亭的店堂不大，而顾客却日渐增多，显得十分拥挤，经常出现“打涌堂”（行业术语，即在一短暂时间中顾客过多，以致店员应接不暇）的局面而流失很多生意。为了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九如斋于是在1934年至1935年间在药王街设立分店，又于1935年承顶三尊里王万裕酱园并承购其地基，作为加工场所及堆栈。加工厂分为本式作坊、广式面点、酱菜、酱油、鸡面、腊味、制罐、蜜饯等8个生产部门。其中除酱油胚缸需利用日光曝晒，占露天地面颇大外，其他各制作部门都是因陋就简的高敞平房。由于生意越做越旺，历年均有盈余，且没有分过红利，积累颇多，股东有怨言。于是在民国20年（1931年）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聚资10万元，计200股，每股500元，发行股折，认股不认人。是时，饶菊生野心勃勃，梦想成为南货零售业的“托拉斯”。他将药王街支店改为一分公司，又在国货陈列馆内成立二分公司，接着又在中山路新建三层楼房，为三分公司。民国25年（1936年）并在日新昌绸庄内设立临时分售点。每月收入4000多元，农历年关日营业额高达1万多银元。员工有300多人，逢年过节尚须加雇临时工约200余人，学徒最多时仅总公司就有24人。
九如斋的蓬勃兴旺期约由民国14年（1925年）至民国27年（1938年），由低而高，逐年上升。
九如斋为了生存和发展，细细揣摩顾客的需求心理，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招徕手段吸引顾客。
当时，九如斋处于商业中心八角亭，往来商贾川流不息，而殷室富户大都爱坐人力车以示高人一等。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收入微薄，无力消费那些精美的点心、罐头、洋酒等高档商品，但又必须解决腹饥之难。饶菊生看到这点，便把那又大又甜的法饼廉价卖给他们以充饥，谁知这一做法获得广大人力车夫的交口称赞，他们遂大肆为九如斋歌功颂德，把乘客拖往九如斋，为九如斋带来了大量顾客。
九如斋兴旺时，柜上顾客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尤以黄昏时分华灯初上之际为最多，店员应接不暇，每天夜市的营业收入约占全天的三分之一。旧社会闲散人员较多，日落后无所消遣，便扶老携幼出门逛市，八角亭则为必游之地。九如斋便抓住这一时机，在夜市上推出各种新、名、优、特产应市。如光酥饼、油炸花生米、油酥豆、马口酥、茴饼、牛奶法饼等。
如果顾客需购买较多之商品，则延至内堂，摆上茶、烟、点心、水果、蜜饯等，极力招待，这样既使业务圆满完成，又融洽了与顾客的关系。
年关，是销售的黄金季节，生意最旺，采办年货者络绎不绝，且购置商品的数量多达二三十包，他们中又大部分是家庭主妇，购物后提着大包小包回家实在是有点困难。于是九如斋的经营者又想了一些办法来解决，他们将顾客所购商品集中用花篓盛装，花篓随货奉送不计价。装好后，问明顾客地址，雇好人力车付清车资，连人带货送至顾客家中。
为了多销货、多做生意，九如斋还采用了赊销这一旧社会商人的普遍手法。对购买力强的消费者，如达官显宦、地主豪绅、殷室富户、大企业家、资本家等，则千方百计辗转托人送去购货折，不拘购货多少，凭折取货，店方登折上簿，三节结算，一总付款，最多时往来购货折多达200来本。
九如斋股东中经营绸缎业务者居多，这些股东嘱托自己的店员，凡遇顾客选购衣料时，必须义务宣传或推介九如斋。这一手法，拉来生意不少。
在九如斋，不论是高贵商品还是一般平民化商品都有出售。高档商品的消费对象是达官显宦之流，利润优厚；中、低档商品消费对象是小康人家及贫民之人，利润微薄，甚至无利可图。九如斋的经营者对于进店顾客，无论是位尊官高之人，还是位卑职低者，都是一视同仁接待，笑脸相送。对达官显宦热情招待，对贫困布衣关怀备至，不论成交生意的多寡，都是公平交易，童叟无欺。
九如斋的生意经越念越好，各种以人为本的促销手段致使九如斋的生意越做越旺，成为闻名遐尔的南食店。
不到三年便形成气候。接着因九如斋需用大量面粉，饶菊生便创办了湖南面粉公司，而制面粉需用大量小麦作原料，又集资组成义和粮栈，使之成龙配套。
他的眼光又注视到社会生活某些重点，组成长沙木器行业中龙头企业———华昌木器店。由于需购进大量木材，便陆续组成源生祥寿材店，及丧葬需要的鸿庆堂扛行。这些店子在该行业中，均居于前列，有很高的知名度。
他后期打算，首先是扩大九如斋业务范围。这又使他于南货糕点外，把经营领域扩大到糖果、酒酱、机面、腊味、茶叶、蜜饯、蜡烛等7个行业，而经营这些行业时，又加以改革、创新。
他创业的最后杰作，是成立宏济堂药号。宏济堂药店铺面有2处，本店在登隆街长沙戏院南侧，分店在今黄兴路原南北特产食品店所在地。宏济堂在长沙众多的名牌药店中，能够异军突起，逐步开拓，两年时间跻身前列，其经营之道，实有加以研究的价值。
宏济堂在筹创时，由饶菊生的一位养女婿管事。此人精明强干有余而气度涵养不足，以致店事局促，不能收指臂之效。他发觉后，便另找一位长于业务的人接事接洽，使之成为三驾马车之局，而各得其所，各展所长，从而团结无间，业务蒸蒸日上。他的人事部署，很难用常说的“用人唯贤”或“用人唯亲”去衡量，大约他把要害部位委之亲信，而业务管理与技术部门分任与他选择的干才和专才，均各予以充分信任。
20世纪30年代，长沙中药业常用的宣传技巧有两种：一是拿出“神农尝百草”、“老君炼仙丹”的商标，提“修合从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封建说法；一是借用外来图案，提出“卖良药不卖良心”的京沪型口号以轰动市场。但宏济堂没有搞大规模广告宣传，也不搞那时习惯上雇一队西乐在店内吹吹打打，或上街游行散发传单的做法。宏济堂用过一种“腰痛奇异散”的印制包装，那是作为农村中凭以鉴别是否宏济堂制销的标志。宏济堂以为一切措施，必立足于“过得硬”的货品和由于“过得硬”才获得的“经得久”的招牌。
对于宏济堂的开设，饶菊生分析：长沙药店密布，各地来城采购药物，不论零星批发，都须越过许多关卡—雄踞小吴门的中药业挂头的湖南商药局、设在南门口的中华国药局，南门的南协盛，西门的西协盛、东协盛、九芝堂，扼北门要冲的北协盛、吴济南、鄢复兴，还有城中的养天和等，此外尚有兼营成品的药号和参茸店。要在这众多的名牌大店中另开新店，招徕城乡顾客，戛戛乎难哉!可他们还是找到了对策：一是建立人所没有的经营风格；二是出售人所没有的稀贵货品；三是适应别人也许没有考虑到的供应对象和采取特殊的供应方式。其具体措施是：开展郊区串连供货和乡镇协议送货；改进传统药物和滋补药物等新产品的设计包装；制备一些适应长沙湿热气候的成药，如清润药、滋补药、清暑热药，以供应外地移民初到不服水土者的需要。它有所谓“开张货”，如健脾药膏，既可作为食品，又作礼物，价廉物美，与儿童营养最为相宜。又有“招牌货”，突出的是当归精、人参精和腰痛奇异散等数种。还有“名贵货”，如血皮驴膏等，这类货物优质高价，由宏济堂独家创新。另外它还经售别店少有的龙虱、杞菊酒、端午香牌、夏令梅苏丸等，品种繁多，货真价实。这些做法，谋定后动，使它迅速打开销路，赢得信誉。
宏济堂店堂分内、外两部分。内部设议事室、接待室、驻店医师诊室和一间制药工场。工场里经常有六七人，负责门市供药的切制，由技师指挥。外部为营业间。中间过道挖地下室，存放特性药品。
营业间工作，一是账柜，负责处方算价和收款；二是拣药的，通常是20人。他们按一首五言诗“涵养怒中气，提防顺口言。留心忙里错，爱惜有时钱”，各占一字为代号（惟“错”字不安排人），各刻木章二枚随身携带，拣药的盖“某检”字章，校对的盖“某校”章，以防止药物差错事故；三是另立小柜，经营膏丹丸散及各种成药药酒、蜂蜜等，由大柜派人轮值，夜晚收市交账。
该堂聘坐堂医师为顾客诊病。按一般习惯，在堂看病即在堂拣药，病者称便，店主增加营业额。饶菊生聘用一名刚自中医学院毕业的青年医师。此人医术高明，待人和气，深得病家信任。后来这位医师在中药教学和临床实践各方面，都有较高声誉。遇有急症病人，该堂可代煎药，未用药物要求退货的，亦乐为之，不厌其烦。
门市拣药的包装，药业传统分“零包”和“混包”。零包是第一味药用仿单分别包裹（仿单上印有药名、药性、药味适用范围）；混包是不分药物，总为一包。宏济堂原则采用零包，以迎合顾客心理，处处示人以该堂重视医德。
在当年还有一些远大的设想，他想设立银行，作为商业总枢纽；想经营房地产，建立大酒店……他想在长沙商场打造他的“托拉斯”。 但文夕大火中大部分店面货物被毁，最终使他的商业帝国梦破灭。
饶菊生的经营极有特点：一是他只在幕后操作，从不自己出面；二是选贤任能，用人不疑；三是家人亲戚不在店中任职；四是从不独资经营。
如今，九如斋南食和同济堂药店都在，但物是人非......令饶氏后人唏嘘不已。
饶悌清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