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科学院的特点，它总是比较开放，在教育和科研领域总是比别人先走一步。”饶子和感慨，仅凭组织关系就可以到研究所当法人，在改革开放30年来，还是第一次。
“老一辈教育家们，如张伯苓、蔡元培、梅贻琦，他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教育理念。我们吃透了几分？做了几分？还没有吃透这些，怎么能随意谈创新呢？”在饶子和看来，高校要进行创新是不容易的。
求学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发迹”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在南开大学校长的岗位上声名鹊起，最后“卸甲”于清华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的每一步，在旁人看来都似乎无比荣耀，但在他自己看来，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院士和校长、科研机构和大学，饶子和顺利地实现了不同身份的转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他既得意于主持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时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对在南开治校时的许多创举颇为自豪。他说，在科研院所里，一线的专家当领导比较好，“好球员不一定能当好教练，但大多数的好教练绝对是好球员”。
从知青到科学家
4月中旬，游人如织的清华校园里，林荫道两旁的树木已经挂满了绿叶，夏日的气息渐渐浓厚。但饶子和所在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却摆满了试验用的瓶瓶罐罐，到处弥漫着药水的气味，这似乎和外面的气氛有些格格不入。
“早就习惯了”，记者面前的饶子和态度分外和善，完全没有院士、大科学家的架子。这个昔日执掌国内知名高校——南开大学的“大人物”，如今似乎已经安于在清华执教的生活。
当然，饶子和也并非完全“归隐田园”。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也经常会出席学术会议，在生物学领域发表自己的意见。3月份，他还刚刚去了趟天津102中学，和中学生们分享自己对生命科学的理解。
有些人，注定“不甘寂寞”，饶子和即如是。
他是标准的“50后”，祖籍江苏无锡的他在南京出生并成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18岁的他就离开家，前往江苏苏北地区插队，这一待就是5年。
197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但只能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为3年。饶子和成为时代的幸运儿，他于1973年进入该校就读生物系。“当时有这么一个机会，有所谓那种半恢复高考的味道，当时有体检、考试、面试等各种程序，很有幸，我的档案被科大来招考的老师带走了。”
自此，饶子和向科学家迈出了关键一步。尽管招收的这些工农兵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但科大的教授们仍然耐心教导。
对此，饶子和印象很深刻，“到了科大以后，真是做梦一样，为什么呢？在梦中以前见过的那些大师、著名的科学家给我们上课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好像离科学近了，好像有这种机会某一天也能够成为科学家了，所以我受了很多的鼓励，激发出我的梦想”。
那是个人才匮乏的时代。1977年1月，饶子和大学毕业后即进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在那里攻读研究生学位。上世纪80年代末，他又留学海外，在澳大利亚和英国攻读博士和博士后。毕业后，他随即留在牛津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实验室做研究员。
从本科到博士后，他一直在生物物理领域“摸爬滚打”，从未远离。回想起自己曾经求学牛津大学的时光，他深有感触地说：“实验失败时我也会灰心，甚至常说‘我爱科学，但科学不爱我’。不过，作科学研究，就不能怕‘摔跤’。”
他是一个执著的人。
他在牛津大学工作期间，首次提出“HIV及其家族分子的装配模型”，在国际著名杂志Nature和Cell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重要科学论文，由此引发学界关注，名声大噪。
1996年，清华大学力邀他归国执教。考虑再三，他终于选择回国。
借来的人才
为什么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选择回国？对此，饶子和的回答分外朴实：因为感觉被重视和信任。
彼时，饶子和一直有一个计划，要发展中国的结构生物学。因此，他向清华大学提出，要对方投资50万美元兴建一个结构生物学的实验室，“当时心里忐忑不安”。但短短几个月后，清华大学就同意了他的条件。“只有真正想要发展的社会，才会对科学家如此重视和信任。”饶子和受到很大震动。
这个实验室的设计由饶子和一手包办，其理念和现代化的仪器设备在国际的结构生物学领域都是很难找到的。他告诉记者：“当时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哈伯来参观，看了之后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室”。
彼时的饶子和一心一意搞学术。他向记者回忆，当时他还向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提出另一个要求：“既然我建了实验室，发展结构生物学学科，那你要给我点时间，在5年里不要给我任何行政职务。”
“做行政职务是奉献，是一种牺牲。奉献的时候，业务就麻烦了。”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请求。
在清华大学干了7年，饶子和领衔的科研团队在知名学术刊物发表了很多成果。因为这样，他引来了“老东家”的关注。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副院长陈竺的努力下，清华大学把饶子和“借”给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也就是说，除了党组织关系，饶子和其他的人事关系等都还留在清华。这也为饶子和多年以后回归清华埋下了伏笔。
“这就是科学院的特点，它总是比较开放，在教育和科研领域总是比别人先走一步。”饶子和感慨，仅凭组织关系就可以到研究所当法人，在改革开放30年来，还是第一次。
责任感，是饶子和回归中科院后最深的感受。
“我对科学院是有感情的，我研究生时期的导师都在生物物理所。到现在，我还是一直关注着科学院的发展。”也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感情，给了饶子和厚重的使命感。
然而，在饶子和刚刚接手生物物理所时，这里的一切看起来却不尽如人意。
饶子和到中科院上任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大问题。
“当时有人要我签字，让我同意把整个生物物理所的7号楼出租给北京生物工程中心。让别的单位到我们门口来挂牌子，这个事情我绝对不同意。”如今饶子和在回忆起这件事时，仍然有些激动，“北京生物工程中心的主任雷霆是我的好朋友，为了这事，他急得跟我跳脚。我说跳脚也没用，咱们俩换个位子，这个字你也不会签的。”
经过几年的人才引进和学科建设，生物物理所在饶子和的带领下有了巨大的发展。他说：“我上任时所里把人员限制在100人，是个小所。现在这个所有1000多人，楼盖得还不够，还在继续盖，研究经费增长了两个数量级。”
在2003年暴发的非典危机面前，刚刚回归的饶子和也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绝非浪得虚名。
彼时，在饶子和的领导下，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和中科院“华大”合作，组成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SARS研究小组”。当年4月20日，研究小组启动了“SARS全基因组蛋白质及相关多肽的大规模表达”科研攻关工作，一个月内就用大肠杆菌表达系统成功地高效表达了29个SARS病毒的重要蛋白质和功能片段，为抗SARS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
此后，饶子和等据此研制出针对冠状病毒的广谱抑制剂，引起广泛关注。
“现在你到生物物理所找任何人谈心，都知道我在生物物理所的业绩还是挺辉煌的。在生物物理所的发展史上，我是很牛的。”饶子和对自己付出努力后获得的成绩不无自豪。
他是一个自信的人。
南开之梦
饶子和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期间，获得了人生中多项重要荣誉。2003年11月，他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一年后，他又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现世界科学院）院士。
这两个院士身份，或多或少对他在2006年“空降”南开大学出任校长一职，起到了一些作用。
“我的经历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生活在中国最好的‘系统’里。中科院系统是最好的科研系统，清华大学是最好的高校系统。去了澳洲最好的大学，在英国是去了牛津大学。这些一流高校和一流院所的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和科学院、名校的大师们在一起，是别人做梦都想象不到的。这样的经历为我做校长打下了足够的基础。”饶子和说，从一所之长到一校之长，他依然满怀自信，觉得自己的经历足够胜任南开校长。
上任伊始，饶子和开始在南开大展拳脚，注重引进人才。2006年，他开始“全球招聘院长”，2007年年初，他去美国的常青藤大学，年中又去牛津、剑桥广揽海外人才。李肇星等一大批知名人士被他相继聘为教授或客座教授。
“一是试图引进顶尖人才，引进大师级的教师；二是引进30岁左右的年轻人才；还有百名后备教师培养计划，即南开的‘百人计划’。”饶子和这样描述自己当时在南开的引才计划。
饶子和的创新不只体现在引才。2007年，在他的领导下，南开大学宣布与301医院合作共建医学院，打算突破体制，作成军民共建的典范。“301医院是需要与一所综合性大学合作的，而且是非常亲密的合作方式。清华已经有了协和，北大已经有了北医，周边还有哪所综合性大学适合301医院呢？只有南开。”
任期之内，饶子和还一手推动清华、北大、南开这三所曾经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名校校长举行圆桌会议，每年定期会商各校发展情况，以“携手一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但在强调创新的同时，他也自称，在很多方面，自己一直在“守旧”。
饶子和说，北大是官府办学，清华是庚款办学，南开则是在张伯苓先生等人的努力下生长起来的，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南开发展到现在，历史、经管、数学、化学四项传统支柱学科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几位。南开的传统领域保持得这么好，是很难得的。南开的学科发展要以不变应万变。”
2011年新年刚过，饶子和公布了南开新校区的建设方案。在他看来，困扰南开多年的校园空间有限、布局不够合理的问题终于要解决了。但此后不久，他就从南开卸任，“遗憾有些约定还没有实现”。
在告别南开的那天，饶子和发表了自己的卸任讲话，他将自己的离职称为“毕业”。
“我越来越相信，从南开宝贵的传统中寻找智慧，南开就可以办得更好。我一直希望，将来人们谈起饶子和在南开的任期，会这样评价：这个校长没有创新——他是竭力依照伯苓公的意愿做的。”离别当日，饶子和将目光更多投向了大学传统的继承。
“感谢南开，让我这样一个在实验室里关注蛋白质结构的生物学家，一个回国之初要求‘五年内不做任何行政工作’的大学教授，培养起了对高等教育、对科学重要问题的持续关注。”饶子和表示，南开对自己意义重大。
创新与稳定
如今，距离卸任南开校长一职已过去2年多，饶子和已然适应了新的角色。他回到清华，回归自己的老本行，从事自己热爱的科研，带着年轻的博士生们继续攻关。
从校长转身为教授，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适应”。
比较所长和校长的难易，饶子和坦言，自己当校长花费的精力比较大。“研究所实行的是所长负责制，高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两者区别比较大。研究所以科研为核心，可以不按部就班。高校是一个多学科的机构，很多方面需要统筹协调。”
“两者的运行方式是非常不同的，”饶子和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大学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即便遇到不好的校长，即使他不做事，大学也在转。研究所如果负责人不做事的话，就没经费了，就要关门了。”
如今的教育界，改革和创新似乎成为各大高校的流行语。很多人动辄要求高校体制改革，要推行全新的教育理念。对此，饶子和有着自己的看法。
饶子和说，高校要进行创新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把老一辈的教育家的理念真正实现，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们国家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另外，在中西方思想大融合后，老一辈教育家们，如张伯苓、蔡元培、梅贻琦，他们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教育理念。这些老一辈教育家的思想，我们吃透了几分？做了几分？还没有吃透这些，怎么能随意谈创新呢？”
他认为，创新是有必要的，但创新是要建立在前辈大师的理论基础之上。现在的教育界，好多东西都没有做到前辈教育家的要求和期望，“还差得很远”。
饶子和自称，自己是一个创新型的人，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也不反对高校现行机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他认为，现在的高校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创新的想法和实践相结合，“要能够实现、推进创新，需要认真地筹划，让改革符合当前的形式和体制机制。你的想法可以跟体制机制擦边，但是不能冲突，冲突就会失败”。
“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推动一些事情，一个月不行一学期，一个学期不行一学年，不能急，首先把各方面的关系平衡好。”饶子和认为，做一个好的行政领导人、校长，在办学、工作过程中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是办不成事的”。
回顾自己的中科院生涯，饶子和认为，在中科院科研一线多年的经历对自己大有裨益。“科学院出来的人，很少有把科研丢掉的。像科学院院部的专业局局长，他们是因为学术好才当了局长，但当不当局长，这些人的科研水平都在那里。中科院有这样一个好的传统。”
“一个球队的球员最后当教练是正常的。好的球员不一定能成为好的教练，但是很多好的教练，绝对之前都是好的球员。”饶子和说，他希望未来在高校、科研领域，能够涌现出更多科研能力出色的业务领导。
（内容来源于中国科学报\记者\彭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