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饶子健同志
2000年9月25日上午，突然得到饶子健同志逝世的消息，难以名状的悲痛，顿时涌上心头。多年并肩战斗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与子健相识于六十年前的抗日战场。1940年春，我新四军第六支队在豫皖苏敌后发动群众，打击日伪，根据地正处于大发展时期。由于支队的主要成分都是根据地的青年群众，没有红军的部队作基础，骨干缺乏。因此，急需大批有经验的军政领导干部。
一天，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同志对我讲：“党中央、毛主席从延安给我们派来了一批干部，明天就到新兴集。你负责接待一下。”新兴集在安徽省涡阳县，是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次日晨，我去镇口迎接他们。子健同志是带队的，同来的还有姚运良、周纯麟、吴先党等同志。他们的到来，使支队增添了新的骨干力量。我与子健一见如故。经过交谈，得知他们都是红军干部，经过长征的考验。子健等同志还随西路军西征，历尽艰辛，在李先念同志率领下，突围到新疆，后又转赴延安的。特别是听到饶子健同志带着先头部队，杀出一条血路，在新疆境内，与前来迎接的我党同志取得了联系。我真为我们支队增添了这员勇将而高兴。
那时，六支队下辖三个团、四个总队和三个独立团。开始，组织上安排子健同志担任第三团团长。不久，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到达豫皖苏边区，我支队奉命与之会合。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子健所在的团队改番号为四纵队六旅十六团，他仍任团长。其时，六旅旅长谭友林赴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纵队党政军委员会认为，子健同志政治可靠，军事上也很强，作风正派，遂决定由他代理旅长职务。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4纵队又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子健同志领导的六旅也改编为四师十二旅。面对日伪军的反复“扫荡”，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敌、伪、顽的夹击下，我们豫皖苏边区进行了三个月艰苦卓绝的自卫作战。尔后，从津浦路西转移到津浦路东的洪泽湖地区坚持斗争，度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岁月。1941年10月，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十二旅进行了整训和缩编，一部补充了其他部队，一部组建了苏皖边区的淮北军区。子健同志任军区副司令员，积极发展地方武装，为恢复与坚持淮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战争中，我同饶子健同志更成为亲密战友。1945年冬，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由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十二旅的主力编成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由我任司令员兼政委，子健同志任副司令员。1946年初，我与子健同志会合，在安徽灵璧县高楼宣布九纵队正式成立。从此，我与子健同志朝夕相处，一起领导着这支由淮北地区抗战子弟兵组成的野战兵团。
1946年7月以后，面对国民党军向我华中解放区的大举进攻，我纵队在山东野战军陈毅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先后参加了朝阳集、泗县、两淮和宿北等重要战役。子健同志作战指挥坚定沉着，英勇顽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总是主动要求到主要方向上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在为保卫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的运动防御战中，我纵队首当其冲，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反复拼杀。在华中野战军谭震林政委统一指挥下，子健同志几次亲率部队，向蜂拥而至的敌军实施反冲击，与五和十三旅等部共同战斗，有力地顿挫了敌人的进攻气焰。
在作战中，子健同志注意观察战场情况的变化，及时作出处置，并能提出很好的建议。在宿北战役中，我九纵担负宽大正面的防御任务，阻击敌整编十一师与六十九师向沭阳、新安镇方向进攻，以待山东和华中野战军主力到来，共同歼敌。一日，子健同志在阵前观察到敌人频频调整部署，判断其可能要撤退，我军宜立即行动，便报告了粟裕司令员。粟司令员立即定下决心，发起进攻，打乱了敌人，加速了战役的胜利进程。
宿北战役后，中央军委曾计划九纵与从淮北地区撤出的华中第七军分区部队合编，重新打回被敌人占据的淮北根据地，并决定由我兼任淮北地委书记。受领了这一任务后，我与子健同志都信心百倍。因为这是我们在抗战中长期坚持与发展起来的，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养育与支持了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彼此有着深厚的感情。就是再困难，我们也一定要站住脚，坚持发展敌后游击战争。
后来，战争规模越打越大，华中分局建议，既要派出开辟敌后战场的部队，也要保持正面战场上拥有迎击敌军的强大力量。最后决定，将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一分为二。由我率领三个团恢复第十一旅番号，留在正面战场，与山东野战军二纵第四、九两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由子健同志率领九纵另外两个团及骑兵团一部，组成淮北挺进支队，子健任司令员兼政委，重返淮北，执行坚持敌后的任务。我们都深知，留在敌后，要根据当时情况独立地定决心，责任更重，任务也更艰巨。这次分手，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1947年1月，淮北支队向敌后挺进时，我将子健送到运河边。我们紧紧握手，互致祝愿。难舍难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此文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为《饶子健传》所作之序）
附饶子健将军基本情况介绍：
基本信息
饶子健（1909—2000），原名饶国汉。湖南省浏阳县人。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生平概况
饶子健，一九二五年参加本地农民协会和缝业工会。一九二七年参加工农自卫军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饶子健
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班长，红十五军第二十九团机枪连排长，一三五团连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八团营长，三十九团参谋长，三十七团团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迪化（今乌鲁木齐）西路军大队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团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代旅长，新四军第四师十二旅代旅长，淮北军区副司令员，淮北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新四军第四师十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副司令员，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江淮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三十四军副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九兵团军长，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江苏军区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大事年表
1925年参加农民协会和缝业工会。
1927年参加工农自卫军，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上士、班长。
1932年5月入瑞金中央红军学校学习，9月结业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一二九团排长。
1933年1月任第一三五团三连连长。翌年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八团、三十七团营长。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
1935年冬奉命随军南下川康边作战。
1936年3月任红五军随营学校政治队队长，6月任，红五军第三十九团参谋长，10月长征到达甘肃会师。11月奉命编入红军西路军，任红五军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团长。
1937年1月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率部参加艰苦的西征作战和向新疆的转移。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三团团长，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代理旅长，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二旅代理旅长，淮北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率部参加建立发展淮北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副司令员、淮北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中共淮北第七地委书记、淮北军区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江淮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四军副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率部参加解放华东的多次重要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军长、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江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六十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9月25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1岁。
个人事迹
甘肃会宁会师
1936午10月，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指示，于10月下旬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0月24日至25日，由甘肃靖远南10公里处的虎豹口（今河包口），抢渡黄河到达河西走廊的西路军所辖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9军、第5军共2.8万人，组成了红西路军，揭开了宁夏战役的序幕。 甘肃河西、宁夏一带的主要敌人是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骑兵部队。马家军直接用于对红军作战的兵力，有正规军9旅及一些直属团约3余人，另有强征参战的青海、甘肃一带的民团约10万人。马家军装备良好，善骑射。同时，又以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宗教迷信治军，欺骗群众。他们代表着反动封建势力，反共态度顽固，内部也较稳定。红军渡过黄河后，马家军感到其反动统治受到威胁，因而更加敌视红军，竭尽全力进行围追。
红军渡河后，声势浩大，所向无敌，进展迅速，先后在一条山、大靖、永登、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与马步芳、马步青部队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艰苦战斗，歼敌两万余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西路军指战员也伤亡惨重。
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个地形狭长地段，南靠祁连山，北临大沙漠，人烟稀少，村庄零落，红军难以集中兵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西路军虽然与顽敌浴血奋战，但战线拉得很长，先头部队已到高台、临泽，殿后部队还在景泰一带，使红军处于首尾不能相顾的被动地位，被敌人乘机攻击，损失很大。古浪战役，红9军损失大半。高台战役中，红5军大部覆没，军长董振堂等同志英勇牺牲。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主持，在祁连山石窝山召开师团以上干部扩大会议，经认真讨论，决定：一、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二、将所剩2000人编成3个支队，深入到祁连山区打游击，以30军和总部的几十名干部组成左支队，在李卓然、李先念等同志的率领下，由石窝山向南行动，到左翼大山向西打游击。另外两个支队在祁连山与敌人周旋，钳制敌人，配合左支队西进。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王树生、李特等7人组成，李卓然任书记，李先念负责军事，统一领导所余部队行动。
3月23日，西路军左支队仅有的一部电台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党中央西路军将士在新疆电示：“团结一致，保存力量，视情可向新疆或内蒙转移，设法去新疆，将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接应。”我们立即回电：“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于4月5日到达酒泉南山中，当时有900余人，枪600余支。全体指战员在冰山雪岭中艰难地继续前进，又经过11天艰苦行程，于4月16日在安西东南之石包城跨出了祁连山口，到达甘西平川地段。此刻，全支队尚有850余人。
新疆要隘
黎明，我们赶了45公里路，到达白墩子。这里是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的要隘。小村落里沿街有几座泥巴房子，村口有一座小庙和一个高高的土堆。部队设了哨兵，立即造灶做饭。可是水未烧开，敌骑步兵接踵而至。 饶子健登上土堆向东望去，戈壁滩上烟尘滚滚，敌两旅骑兵正铺天盖地地冲过来。饶子健指挥部队撤到村外，以几道灰褐色的沙岭为依托，对敌骑展开猛烈射击。 敌人从正面攻不动我们，便从两翼包抄过来。红军边打边退，敌人从两侧以猛烈的交叉火力步步紧逼。红军分一小股兵力占领几个山包警戒掩护，其余部队继续后撤。敌人1500余名骑兵从右翼向山包冲击，程世才、李先念同志指挥战士们奋勇拼杀，把这股敌骑压下去了。乘这空隙，我们掩护部队迅速撤离阵地，和大部队一起且战且走，转移到25公里外的红柳园。
夜幕西垂，天色灰暗。马匪骑兵冲破了红军防线，把一、二支队分割开了。程世才军长组织了一些有子弹的战士向敌人反冲击，并命令饶子健带一个连在侧翼沙包上组织排子枪射击。拼打了一阵子，终于把敌人压回去了。饶子健从敌人手中夺过一匹大灰马，骑上便跑，奔跑时发现原268团政委刘庆南在与敌混战中丢失了战马，正艰难地徒步奔走，饶子健一把把他拉上大灰马，两人合骑一匹马向西奔去……
到达星星峡
自从红柳园突围后，部队分两路向新疆西进，一路是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等高级首长和警卫员约80余人，为不被敌人发现，取道北戈壁深处前进，另一路由饶子健和一支队队长杨秀昆、政委刘庆南等同志收拢被打散的同志，沿兰新公路旁的电线杆向西前进。
4月27日下午，饶子健和一支队支队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以及周纯麟、曾玉良等10多名指战员最先来到星星峡。饶子健骑在马上，看到山头上筑有一个很大的碉堡，机枪射孔像张着的狼口，阴森恐怖，有两个身穿羊皮大衣的哨兵持枪在游动。饶子健不由得勒住战马，握住快慢机，警惕地观察着对方的行动，头脑中急剧地考虑着，他们是什么人？是新疆的友人，还是马匪的伏兵？饶子健见战友们已经疲惫至极，而饶子健的战马是从敌人手中刚缴获的，还能奔跑，于是对大家说：“我先上去看个究竟，你们隐蔽起来。”饶子健边说边把大衣斜背在背上，端着快慢枪，两腿一夹大灰马，向山前跑去。饶子健在马背上暗忖：“就是自己牺牲了，也要给幸存的首长和战友们开辟通道，好让他们回到党中央的身边！”马跑到山口前，放慢了步子。守卫在山头上的两个哨兵发现了饶子健，高声喝问：“喂，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是不是中国工农红军？”饶子健的心“咯噔”一下，暗暗叫了声“糟糕?”看来对方知道我们的情况。是马匪？还是新疆的友军？如果是马匪的伏兵，在这里布下圈套，妄图生擒我们……饶子健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气得眼睛直冒火，想到这支过黄河时两万余人的队伍，现在仅剩下的这点革命力量，也要让其斩尽杀绝吗？饶子健举起手枪，瞄准了一个“哨兵”的脑袋，准备射击。“老饶，先等等。”政委从后面赶来，拉住我的手，“再观察观察，不可冒失……”我们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对方并没有伤害我们的意思。于是，饶子健大声回答：“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新疆盛督办的部队。”哨兵说完，向山后挥手喊道：“王主任，他们来了！”接着，只见一名身穿灰色呢子军服，肩佩校级军衔的军官，带着两名卫兵走下山来。等走近了，才看清这位军官的军帽上有一颗六角星的帽徽。他面带笑容，上前握住饶子健的手说：“你们辛苦了！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来了没有？大部队在哪里？”饶子健一一回答了他的提问。“听说你们在红柳园还打了一仗，我实为贵军的精神所佩服。盛督办派我在这里慰劳、接待你们。请！”紧张的气氛立刻烟消云散，饶子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向后面隐蔽的同志们招手，示意他们过来。这位军官就是星星峡办事处主任王效典。
1937年5月1日下午，党中央派来的代表陈云、滕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田等同志，带着40辆装载服装、食品的汽车，从迪化（今乌鲁木齐）不分昼夜地赶路800多公里，到星星峡全力营救西路军余部。他们是1936年12月从莫斯科出发，到新疆来迎接我们的。当到达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时，恰遇“西安事变”爆发，即奉命原地等候指示。后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1937年4月到达迪化。
1937年秋季的一天，陈云同志向“新兵营”全体指战员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从延安发来的电报：“严守纪律，安心学习”。新疆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这里有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并有苏联的军事顾问和教官，党中央决定让我们在这里学习汽车、装甲、坦克、炮兵、特科、航空、无线电、情报、医学、兽医等技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多兵种的技术骨干人才和领导力量。从此，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3年学习文化、军事训练的生活，部分同志被派去协助盛世才开展工作。1940年2月，饶子健离开新疆，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开赴全国抗日的前线。
难忘的会见
邓发同志在延安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回到新疆。野营训练期间，他来到野营地向“新兵营”全体官兵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全体同志受到极大地鼓舞，更加激发了大家回到抗日前线打日寇的热情，大家重返延安的心情更加迫切、强烈。
还有一件使饶子健终身难忘的事。这一年的7月间，周恩来副主席，由于摔伤右臂，由延安去苏联治疗，随同前往的有李德、邓颖超、王稼祥、陈昌浩、孙维世和警卫员刘九州等人。周恩来同志途经迪化时，作了短期停留。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邓发和陈潭秋同志陪同周恩来同志特意来到八家户野营驻地，专程看望“新兵营”400余名官兵。周副主席登上主席台，他身穿一套八路军军服，右臂用绷带吊着，满脸红光，精神充沛。他首先询问了我们的学习、训练的情况，然后向大家介绍了抗战形势以及延安军民学习、工作、生产的情况。
周副主席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台下的全体官兵，脸上浮现出亲切的笑容，他习惯地挥动着手臂，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来看望大家！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忠实地执行了张国焘的路线。过去，由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的领导，使西路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个用鲜血得来的教训，我们要永远记取！”周副主席说到这里，感情很激动，他语调深沉地说：“你们这些剩下的同志是红四方面军的命根子，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党中央要求你们利用新疆安定的环境和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认真学习好文化，掌握各种军事技术，夺取抗战和革命的最后胜利！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得知大家学习得很好，非常放心，相信不要很久，我们就会建立起自己的特种兵部队来。”周副主席还当面批评了原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政委陈昌浩同志。周副主席的讲话，使我们受到了极大鼓舞，雷鸣般的掌声回荡在空旷的田野上。接着，身穿背带裤工人服的邓颖超大姐，给大家讲了话。邓大姐那慈祥的笑容，亲切的话语，像一团火温暖了我们的心田，使我们感受到她是那样的和蔼可亲。
最后，周副主席让陈昌浩同志给大家讲话。陈昌浩同志十分难过地长时间望着全体同志们，一时语音哽咽，泪水直流，他作了自我批评说：“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使我们部队损失惨重，这是一种罪过，这是严重的错误，也是血的教训。我也有责任……自己心里难过，对不起红西路军的全体同志，对不起在座的同志们，更对不起流血牺牲，献出生命的烈士们……”。
陈昌浩同志的讲话，使大家陷入极度悲痛的感情波澜里，有的同志泪水模糊了眼眶，有的同志低头抽泣着……我们感到陈昌浩同志确实发自内心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周副主席等同志参观了野营部队的驻地以后，当天下午，又来到东门外营房，看望了留守在那里学习装甲战车的同志，周副主席亲切地与每一个同志握手问好。周副主席的到来，使我们这些远离党中央的全体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西路军告别天山
1939年底，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大批兵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肆进攻，残酷“扫荡”。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妥协投降活动，与日伪军勾结，制造反共摩擦，蒋介石在甘青一带驻扎重兵，向新疆施加压力。盛世才由投机革命、伪装进步，逐渐暴露出其反动军阀的本性，开始排斥和打击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
明察秋毫
陈潭秋同志明察秋毫，敏感地意识到，不久新疆的上空将出现乌云滚滚的逆流。陈潭秋同志分析了新疆的政治局势，鉴于“新兵营”学习基本结束，同志们要求回抗日前线的呼声日益强烈，为增强抗日力量，尽快将这批宝贵财富送回延安，经请示党中央，决定“新兵营”除航空队外，全体返回延安。同志们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开始换新被装，精简行李……做好紧张的准备工作。
从迪化出发到延安谈何容易，中途要经过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统治的大小城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异变。另据得知：在安肃以及六盘山一带时有匪患经常劫掠。
陈潭秋同志将这些问题一一向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与盛世才、国民党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允许八路军官兵携带武器，通过其各所辖关卡防地，返回延安。陈潭秋又电告共产党设在兰州、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请他们中途接应和护送。
具体方案
为了确保这些同志安全返回延安，陈潭秋和我们一起研究了具体方案。他要求每辆汽车都必须配有新疆的司机和我们自己的司机，并以每部车辆为单位组成精干的战斗组织。全队配备了4挺轻机枪，子弹4万发，以及其他军用物品，以防敌人的突袭。实践证明，陈潭秋同志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
会议还确定饶子健和宋承志等4位同志乘坐飞机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转赴延安。部队乘坐汽车，由曾玉良、喻新华同志负责，沿途由朱光同志以联络参谋的名义出面交涉，并由盛世才派来的高级参议丁宝珍护送。
雪花漫天飞舞
1940年1月的一天清晨，迪化市凛冽的寒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一阵阵狂风在冰雪覆盖的街道、旷地呼啸打旋，搅得满地都是细碎的雪花。“新兵营”的329名官兵分乘的30辆苏式卡车，在迪化城北门外盛世才的军校操场（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军区大院）上集结待命，准备向延安进发。
饶子健和宋承志同志陪同陈潭秋同志，冒着风雪严寒，来到全体“新兵营”官兵中，与大家挥泪告别。陈潭秋同志身穿一件皮制夹克短大衣，头戴一顶狐皮棉帽，脖子上围着围巾，来到每一辆汽车跟前，他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再三嘱咐大家在路途中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回到抗日前线要好好工作，为革命贡献力量。“新兵营”返延安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出了迪化，向新疆各族人民告别了。陈潭秋同志驱车为离开新疆的同志们送行15公里，方才返回。
胜利回到延安
“新兵营”在沿途克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阻挠和刁难，终于在1940年2月5日胜利回到延安，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里。
党中央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在延安城夹道欢迎“新兵营”的全体官兵。第二天的晚上，总政治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大会，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邓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欢迎大会上讲了话。中央领导同志勉励“新兵营”的同志们，愉快地转赴各抗日前方，完成杀敌救国的伟大任务。在会上，喻新华、曾玉良同志代表新疆归来的同志致辞，表达了今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奋斗到底的决心。
此后不久，毛主席又专门为新疆归来的同志作了报告。毛主席说：“西路军最后剩下你们这几百人，这是张国焘搞的，责任不在大家，同志们确实吃了不少苦头。”毛主席又给大家讲了国内外形势，最后说：“你们过去都是放牛的、做工的、要饭的，这几年学习了文化，学习了技术，成了军队的骨干。现在要分配工作，有的可能留在延安，绝大多数同志要准备到敌后去。大家都要为抗战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见到了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聆听了他们的教诲，同志们浑身充满了力量。总政治部找每个同志谈话，征求对工作分配的意见，大家争先恐后要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去。我们在延安的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听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参观了一些单位，然后除少数人留在延安工作以外，大部分同志踏上了奔赴各个根据地的征程。
（本文部分节选刊载《中华饶氏》2011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