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 扬弃 整合 丰富
关于饶氏远古世系源流研究的几点思考
浙江金华/饶旭华
我的根在哪里？我的祖先是谁？这是人类特有的情怀，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十分关心的问题，同样，这也是我们饶氏子孙十分热衷的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饶氏远古世系源流（指元亮公以上世系，下同）混沌不清，一直困扰着许多饶氏族人。对于这种现象，有一些族人认为对饶氏远古世系的研究，由于资料极度匮乏，注定是要无功而返的，注定不会有获得认可的结果，从而不愿参与研究。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宗亲热此不疲，笔者也算其中一位，越看似没有结果的研究，对我来说反而更让我关注。本人参加饶氏组织多年，由此结识了许许多多具有同好的宗亲，现在方便的联络方式，更为我们的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再回避这个问题。本文就如何认识研究工作，以及参照其他姓氏族谱的一些做法，提出几点思考，供饶氏同好来商榷和探讨。
一、饶氏远古世系源流的现状
饶氏资料匮乏，特别是在正史中的资料更匮乏，这是所有饶氏文化爱好者的共识。但随着我们宗亲组织的完善，各地族人对保护饶氏文化意识的觉醒，不断有资料挖掘出来，但与中国浩如烟海的族谱资料相比，饶氏资料还是属于不多的。从现有的资料表明，我们所知的饶氏最早的族谱，大概是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由饶光辅所修。饶光辅，江西南城人，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乙卯科蔡齐榜进士（见正德《建昌府志》卷十四）。虽然当年所修的《饶氏族谱》我们没有看到，但光辅公所作《宗支图序》流传至今。光辅公在序中自称是元亮公的八世孙，也即修谱只追溯到唐末的元亮公，这成为后来众多饶氏修谱祖源的出处。饶光辅也是目前有明确文字记载的饶氏宗族最早的谱文作者。此后历代编修的《饶氏族谱》多数遵循了饶光辅所记录的世系源流，也就是只追溯到元亮公止。至此，元亮公以下世系，除了有些支派有断代衔接的问题，基本没有其他什么争论和质疑。现在我们查看到的众多的《饶氏族谱》，有九成以上的世系，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元亮公，但有完整的从得姓始祖到元亮公的世系的谱不多，而且，在为数不多的这些谱中，得姓始祖还分为伯芬公、清公、裕公、濙公、契公等，不一而同，出现了多支元亮公以上的世系版本，这就无法解释元亮公的世系来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以为，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
（一）资料匮乏，有远见的先贤据史撰成
饶氏家族在宋、明时代有过辉煌的历史，所占全国的人口比例远比现在高，可以说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力远超当代。但现实是饶氏仍然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家族，薄弱的经济地位也导致家族文化式微，相应的族谱资料也相当匮乏。依笔者推测，一些饶氏的有识之士感到家族源流历史不够深厚，不约而同地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有限的历史资料，修编了从得姓祖至元亮公的世系。笔者不认为这是一种凭空杜撰，更不能否定他们的成果，倒是要赞赏他们的这种远见卓识，正是有他们的付出，才为我们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为整合这段历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依据。
（二）记录有异，是交流不畅所至
中国封建历史漫长，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百姓自给自足，这也是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注定相隔天南海北的同宗，可能一辈子也无法相见，因
此对族谱资料的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样的状况下，修谱各自为政，不要说元亮公以上世系，就连元亮公以下世系均出现了一人多名，或音字相异，随意增删，以讹传讹，久而久之，差异越来越大。
（三）历代姓氏著作对饶氏源流记载的影响
现代出版业发达，特别是近些年来姓氏类书籍十分火爆，笔者作一名饶氏姓氏文化爱好者，曾如饥似渴地在图书的海洋中寻找饶氏的蛛丝马迹。寻找得十分辛苦，收获却十分可怜，记得那时，只要有饶氏的记录，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书买下。参看了多种书籍后，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多数书籍中关于饶氏的记载都十分雷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的呢？笔者试着来剖析一下。
在现代出版物中关于饶氏的起源最常见的是以下几种说法：第一，是赵悼襄王封长安君于饶（今河北省饶阳一带），后代子孙以祖上封邑为姓，出自嬴姓；第二，是战国时期，齐国有大夫封于饶（今山东省青州市境内），其子孙遂以封邑为姓氏，出自姜姓；第三，是出自妫姓，商均支子封于饶，其后代以国为氏。反而在《饶氏宗谱》中占主要的“帝尧之后”的说法却不多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以上的几点说法主要源于何处？这就要查询一下历史上主要的姓氏典籍。
经查阅唐代的《元和姓纂》,当中没有饶姓的记载，只有“绕”姓。宋代《通志•氏族略》（第25卷、第29卷）两处记有饶姓，但并无饶氏源流的记载，只注明“见《姓苑》”，而且把饶姓列在“不得所系之本”的姓氏中，即把饶氏排除在多种常见的姓氏来源之外，属来源不明确的姓氏。而宋代邓名世所著的《古今姓氏书辩证》则记载字数较多：“出自六国时齐大夫食邑于饶者。赵孝成王四年拔其邑，以封其弟长安君，齐之故臣，以邑为氏。《姓苑》曰临川人，汉有鲁阳太守饶威，因家焉。又《吴志》：襄阳饶助之后，徙居永安。谨按：徐广注《史记》曰：饶属北海；又曰饶阳在河间。然则北海之饶宜为得氏之始。”明代的《万姓通谱》和《姓氏谱纂》对饶氏源流的记载仅为“平阳，望出临川。”
笔者无缘查看南朝刘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所著的《姓苑》，无从知晓此书对饶氏的记载内容。南开大学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的前言中指出：“除记事简略外，《氏族略》以上诸姓之内容，还大多沿袭附会《元和姓纂》。”说明《氏族略》的内容基本来源于《元和姓繤》。同样，明代的《万姓通谱》和《姓氏谱纂》，关于饶氏源流的内容也基本一致。因此，这不单单《氏族略》等专著如此，现代出版物中的姓氏源流，特别是小姓氏的源流莫不如此，一般情况下仅照抄而已。笔者以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数十种姓氏著作中只能看到相同的饶氏源流记载的重要原因。
以上几种对饶氏源流的记载，最早应该见于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此书对饶氏源流内容的记述，与其是临川人肯定有很大的关系。在北、南宋交替之时，临川饶氏应该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了，邓氏在撰写时多给笔墨篇幅也在情理之中。也可断定多数记载着饶氏出于“长安君”、“齐大夫”祖源的饶氏族谱，其资料均应来源于此。至于邓氏所掌握的饶氏祖源资料来自于何处，就不得而知了，并且光辅公的《宗支图》对此也未交代，也许邓氏就是用“以邑为氏”的经验而得来的，有待考证。《通志•氏族略》将饶氏列入“不得所系之本”，而同时代成书的《古今姓氏书辩证》显然将饶氏得姓列入了“以邑为氏”之类。而且《古今姓氏书辩证》对饶氏祖源的表述也有谬误之处，一是将“嬴政之弟长安君”误为“赵孝成王之弟、曾质于齐国的长安君”；二是武断地认为饶氏得姓之地为“北海之饶”。其实不管是“河间之饶”还是“北海之饶”，都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饶氏郡望为何是“平阳郡”？
郡望”一词，《辞海》的解释是：“魏晋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世族，称为郡望，意即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如清河崔氏、太原王氏等。”古今流传最广的蒙学读物《百家姓》，共收录单姓444个，“饶姓”列第383位，此书注明饶姓的郡望为“平阳”，即平阳郡。此《百家姓》经专家考证，认为成书于宋初，也就是说宋初之时，《百家姓》即认定饶氏望出于平阳郡，这不会是随意书写，肯定有一定的依据，只是我们无从得知而已。故此，如果说饶氏或出于“北海之饶”，或出于“河间之饶”，但饶氏却为何望出于“平阳”，也就是今山西临汾一带的“尧都平阳”，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完全值得有识之士去进一步研究。
中华姓氏文化历史悠久，历代都有杰出的人物涌现，姓氏典籍是先贤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对他们的成果既不能否定，也不能完全照搬。同时通过上述表明，小姓氏的源流历史注定是不会得到外界重视的，一是中华姓氏太多，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二是由于受众不同，必然是先后轻重有别。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小姓的历史不要寄希望或等待这些专家学者来替你研究整理，小姓的历史只有小姓自己来书写研究，否则再过一千年，小姓的记载也只是照抄转抄，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小姓氏也只有自己人先来研究、充实，整理出相对让人信服源流历史，才可能成为各方专家编撰专著时参考的对象。现在媒体的传播速度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央视的《钱文忠解读百家姓》，已经播出了几部，影响十分广泛，但“饶姓”尚未列入，笔者既惋惜又庆幸。惋惜的是饶姓没有列入钱教授关注的范围，没有能够登上央视的平台，使饶氏文化失去一次宣传展示的机会。庆幸的是饶氏目前远祖世系源流没有达成共识之前，如果钱教授还是照搬前人对饶氏源流的记载，再通过央视的平台传播，那么将对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将造成更大的困扰。现在即使钱教授愿意从饶氏家族来获取饶氏源流资料，恐怕咱也提供不出来，这也是笔者对这段历史研究进展较关注的原因之一。
二、饶氏族谱资料缺失与中国家谱历史状况一致
在中国家谱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鼎盛时期，这与当时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分不开的，而家谱正是这种士族制度下婚姻门第的重要依据。当时的士族可以说是垄断了朝廷的要职，逐渐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特殊阶层，这就是所谓的“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势族”。这种制度使得士族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势力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仰慕。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都想跻身士族。为了维护门第，当时的制度就规定士庶之间不许通婚，甚至不允许不同等级的士族间通婚，凡谈论婚嫁，必查看家谱，只有阀阅相当，才能通婚，即所谓“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由于士族的特殊地位，这就理所当然地出现了一些有权势的家族想通过合谱，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但也遭到了士族的抵制。当时政府直接参与士族的修谱工作，并由专门机构“谱局”对士族的家谱进行审核和保管，需要查对族谱时以“谱局”所存的为准，这时也就是被称为“官修家谱”的时代。直到唐代，虽然士族的政治特权由于科举制度而消退，但士族仍然具有很高的声望，这也是原本门第不高的唐朝李氏皇族屡次纂修姓氏志的主要原因。在唐代，非士族势力的上升，逐渐打乱了原来士族的平衡。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被杀，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而荡然无存，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修谱制度逐渐消亡。
隋唐时期家谱的政治功能基本消失，唐末及五代战乱频繁，一些非士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人都不愿意提及自己曾经卑微的家族和祖先，故不愿修族谱，这个时候，中国家谱史进入了一个低谷时期，使得一些非常有势力的官员都不知道自己三代以上的祖先。在宋代初期，宰相范质和王溥都只知道自己的父亲，赵普也只能推到其曾祖父一辈。宋代的理学家张载云“谱牒之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由于有了这种普遍的担忧，于是修谱之事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宋代的统治者根据需要，认为修谱可以“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实质上大大地推动了家谱的发展。由于在宋代，已经有了成熟的科举选拔制度，家谱的功用与士族制度下的家谱已经完全不同，目的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主要记载祖先、世系、居住、田产、坟墓等，关于血统和子嗣的记载也比较详细，原来的婚姻门第记载已被忽略。在宋代，许多士大夫如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范仲淹、文天祥都热衷于修谱，而且欧阳修和苏洵还创设了新的谱例，成为至今的修谱典范。宋代的修谱，主要都采用了欧阳修和苏洵的“小宗之法”，也就是家谱记述的只有五世左右的祖先，但也有少部分家族采用了“大宗之法”，可以追溯数十世祖先。这种现象，笔者认为，是与当时世系资料的普遍缺失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宋代修谱的方法和体例一直延用至今，有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家谱的历史就是从宋代开始的。
在私修家谱成为常态后，特别是明代以来，修谱时普遍采用“大宗之法”，并出现了以通谱联宗，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其下的支系有五百余，计四十册，令人叹为观止。谱学专家认为，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往往并不可靠。用现在的史学观点来看，家谱中攀附、伪造现象十分严重和普遍，甚至将一些虚构的神话人物如“雷震子”作为始祖，让人啼笑皆非，而将上古帝王作为远祖则十分普遍。
通过了解家谱发展史和修谱中的现象，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首先，家谱是标榜士族地位一种依据，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是所有家族都可以有的；其次，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多数家族世系资料都是欠缺的；第三，经过唐末五代直到宋初的百余年间，谱牒资料历经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于很多家族无法追溯到五代以上的祖先；第四，从宋代开始，在朝廷推动下，民间修谱开始盛行；第五，宋代基本采用了“小宗之法”的修谱方式。也是在此时，光辅公编修了我们已知的最早的《饶氏宗谱》，光辅公以八世孙身份将祖上世系追溯到唐末元亮公，或许是遵循以“小宗之法”修谱之故，或许是元亮公以上世系资料的缺乏所至，未得而知，但《饶氏宗谱》资料的缺失状况，与中国家谱发展史的曲折基本一致。
三、《孔子世家谱》中的一些现象
在中国的家谱历史中，除皇族的玉牒外，《孔子世家谱》有其独特的地位。孔丘生于春秋时期，生前的成就未能使其得到所在诸侯国的重用，后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也未能改变处境。但在其离世三、四百年后的汉代，地位却逐渐显赫起来。西汉元始元年（公元1年），当时平帝为弘扬礼教，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封“褒尊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改谥为“文圣尼父”；后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封“邹国公”；隋文帝赠为“先师尼父”；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诏为“先师”；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升为“先圣”，十一年尊为“宣父”；唐高宗永徽中改为“先师”，寻复尊为“先圣”；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追赠“太师”；直至民国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在中国历代王朝，孔子的封号尊号屡屡加码。其嫡系后裔也因此世代恩荣，承袭侯爵，并在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改封为“衍圣公”，直至1935年，民国政府取消“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在近两千年的漫长时期内，孔子家族的 影响力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而《孔子世家谱》则被专家学者认为是“载世最久远、最可靠的一部家谱”。
即便如此，孔氏的家谱第一次大规模的编修却是在宋元丰七年（1084），也就是在孔子逝世1500多年后才有第一部家谱。在此之前，孔氏家谱只是简单记载嫡长承袭者一人，且是抄本传世，很不完整，由此可见，孔氏家谱如此的地位，其家谱资料也不完整、不丰富的。当时的孔子第46代孙孔宗翰感到“抄本易散失，且只记载承袭者，其余族中贤达显贵不能入谱，日久年深，难免湮没有无闻，于是创修孔氏家谱，除嫡裔外，合纂支庶，刊装成帙，分藏族内。”因此，《孔子世家谱》的“惊艳”，孔宗翰功不可没。但在宋元丰七年修谱后的四百年时间内，虽曾有多次修谱，但都未能刊印，内容也比较简单。
直到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孔子第61世孙孔弘干重修家谱，并规定孔氏家谱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年为期，小修以甲午年为期。这套家谱当时共印了98部，但现仅存残卷三卷，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修次最早的正式的孔氏家谱。但非常遗憾，在此后的300年间，孔氏家谱并没有认真执行大小修的间期规定，总共只修了四次，分别是明天启《孔氏家谱》、清康熙《孔子世家谱》、清乾隆《孔子世家谱》、民国《孔子世家谱》。
在孔氏家谱的编修过程中，还有一“亮点”得我们称道和学习。就是在康熙年间，孔子第64世孙孔尚任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主持续修孔氏家谱，并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式修成。孔尚任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将孔子列入“世家”，也就是说已经承认孔氏享有诸侯待遇，因此孔氏家谱的名称应该有别于其他家族，于是孔尚任改《孔氏族谱》为《孔子世家谱》。这是孔氏家谱第一次定名为世家谱，此后，《孔子世家谱》就成为孔氏家谱的固定名称。而在中国浩如烟海的私家谱牒中，称“世家谱”的可能也仅为孔氏一门。康熙《孔子世家谱》是孔氏谱中质量较高的一部，分24卷，共印100部，其中10部为朱印，90部为墨印。
但世称“最严谨、最可靠、最翔实”的《孔子世家谱》也会有一些地方值得探讨。例如，汉代孔融一支的传承，据有关典籍记载，曹操派人逮捕孔融时，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八岁，一个九岁，正在边上玩耍，若无其事。孔融看着心中不忍，对来人求情，希望放过两个少小尚不懂事的孩子，不料孔融的儿子却在边上不慌不忙地说：“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结果孔融的两个儿子最终都未能幸免于难，与孔融一同被害。如果史籍记载无误的话，那么世家谱中孔融这支的传承就值得商榷了。由此可见，族谱中的谬误也是普遍性的，或多或少，并非个例。
由于《孔子世家谱》内容庞多，笔者无法细读，同样也发现了孔氏也是在其“中兴祖”、孔子四十三世孙孔仁玉以后，世系才是清晰的。四十三代前每代也有数人，而到四十三代，只剩这位孔仁玉公了，这当然与孔氏横遭变故有关，但其此处的世系传承仍然值得推敲，饶仁玉生四子宜、宪、冕、朂，之后才逐渐繁衍开来。这与同为唐代末期的饶氏世系源流有着相同之处，元亮公前未知，元亮传汉宁，汉宁传植，植传怀英，怀英传信，信生四子勳、烈、熊、罴，饶氏由此中兴，蕃衍天下，这种巧合是偶然还是必然？
四、对饶氏源流世系研究的几点想法
“饶”源于“尧”这是饶氏家族的口传历史，饶氏的远古世系源于“帝尧”，也是有据可循，如果说资料欠缺，这是所有族谱对远古世系记载的通病，并非饶氏一家。如今《中华饶氏通谱》（世系）正在编撰之中，元亮公以下世系清晰明了，唯有元亮公以上世系成为短板，不得不让人唏嘘。鉴于现有的条件，笔者认为此事宜提上议事日程，且宜早不宜迟，因此，笔者
对研究事宜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供同好参考。
（一）借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思路
据笔者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立项启动，主要原因是中华文明史的“信史”仅从西周共和元年（前481年）开始，而之前的历史模糊不清。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其曾看到过有关黄帝以来的文献资料，但这些年代模糊且不一致，故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的历史，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心病。
该项目由国务院牵头，由国家科委、科学院、社科院、国家教委、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等部门组织领导小组，聘请了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了专家组。项目1996年启动，共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达200余人。此工程历时五年，于2000年结题，公布了《夏商周年表》，使中国的“信史”又往前推进了数百年。该工程并没有完全解决断代问题，但其意义重大，它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动研究起了作用，工程还使研究技术得到了提高，促进了考古学的发展。
纵观“夏商周断代工程”起始，笔者发现，这与饶氏的源流断代竟有相同之处。比如，中国历史的“信史”以共和元年为界，而饶氏的“信史”以元亮公为界；中国夏商周断代史模糊不清，依据不足，与饶氏的元亮公以上世系极其相似。另外，笔者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最基本的目标是丰富明确夏商周的年表，而不是否定夏商周的存在，同样饶氏元亮公以上断代史的研究也应立足丰富和确立他的存在，而不是去否定现存的世系资料。
（二）遵循尧帝为研究主线
笔者在与宗亲的交流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各地宗亲对饶氏源流整合的渴望，而饶氏源于尧帝这一说法，得到普遍认可。也许有人认为在没有明确依据前把尧帝作为饶氏的始祖，有伪造、攀附名人之嫌。但饶氏口传历史—平阳郡来源—现有族谱资料，把饶氏与尧帝联系在一起，这就不是攀附和伪造。不仅如此，我们饶氏还要大胆把“尧帝--饶氏始祖”这个命题提出来，让更多的族人来参与研究，一旦时机成熟还要把研究成果公之与众。
（三）去粗存精，归并统一
《饶氏族谱》中关于远古世系源流有五、六条之多，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条，但也不可能让五、六条同时并存。所以我们必须要对现有世系中的人物进行深入的考证，寻找这些人物的历史片段，把他们的形象丰富完善起来，同时要去粗存精，最后实现归并统一，并经过广泛的论证探讨，使其成为一条完整准确、可信可靠的世系源流。
（四）淡化血统论，强调文化认同
从血缘角度，每位自然人，都有父和母两位，有祖辈四人，曾祖辈八人，高祖辈十六人，每辈都以几何级数增加，以此往上类推30代的时候，一个人的祖先应该达到10亿余人。可是30代约八、九百年前在中国是宋代，当时把全部人算上也没有10亿人，那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你的祖先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已经很多次成为你的祖先了。因此，从纯血缘的角度，已经无法用来作为某个姓氏的区别。在现当代社会渐趋平等，强调的是个人能力和学识，家族的血统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因此，我们在修谱或从事姓氏文化活动时必须遵循和强调对饶氏文化的认同，而不必提交DNA来证明大家是同宗。笔者认为，我们饶氏只要是元亮公后裔，都有着共同的祖先生活在每个时代，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做过什么。而名字只是个符号，一个代号，就像我们祭祀祖先时并不需把所有祖先的名字都写神主牌上，而只要写“列代祖宗”即可，这四个字就代表了我们的所有祖先。故此，我们在整理元亮公以上世系时，也不必纠结祖先的名
号是否准确，哪怕不准确，也只是我们后裔赋与某个祖先的一个符号而已。
（原载《中华饶氏》2015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