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译者同样让人称奇。饶佳荣，一个80后“北漂”，一个刚从历史系毕业的愣头青，就凭着一腔学术热情，在不知译著能否出版的情况下，自起炉灶干起了翻译工作。为了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他甚至一度辞了工，闷头在家研究那些“蝌蚪文”。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饶佳荣，用一年时间译出了这部40万字的专著，却花了4年时间，才完成这本书简繁体字的出版工程。春去冬来，他通过邮件和作者易社强成了忘年交，还在上海有过愉快的会晤。如今易社强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中国的云南支教，在花甲之年，依然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联大精神。
国内联大研究起步较晚
《文化广场》：这本书1998年出版英文版，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引进中国？是否因为国内学界对它的重视不够？
饶佳荣：我查了一下，内地很多高校图书馆都没有这本书的英文版本。我知道北大是有的，后来厦大也有了，但有的不多。因此长期以来，除了专业研究者，即使历史系师生，也少有人知道联大背后有这么一本英文著作。这跟国内西南联大研究起步比较晚有关，易社强做西南联大的研究是比较早的，早在197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这个话题。
《文化广场》：你翻译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饶佳荣：我最初是从何炳棣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的脚注里得知这本书的。大学史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题目。于是，在北大朋友的帮助下，从图书馆里借来英文原著，我复印了一本。当初翻译这本书，缘由不外乎两个，一是锻炼自己的英语，二是希望借此走上学术之路。不管怎样，此后一有闲暇，我就背着英汉词典、原著复印件和一沓稿纸，钻进北大的公共教室，把蝌蚪文转为方块字。一开始还是白天上班，夜晚翻查词典斟酌句意，忙得不亦乐乎。后来索性辞去工作，专事翻译。春去冬来，一年倏忽而过，译稿基本杀青。这时已是2007年岁末。
易社强年年来中国支教
《文化广场》：什么时候和易社强联系上的？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花20年的时间，深入采访，去做一段异国大学史的研究？在你和他的交往中，能否解答这一问题。
饶佳荣：2007年11月15日，我第一次给易社强教授写信，报告翻译的情况。头一次给洋人写信，心里完全没谱，未曾料第二天就收到了回信。鱼雁往还一番，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
了解易社强的背景很重要。他出生于1930年代，师从费正清，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学生运动，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12·9运动，博士论文是1927年到1937年的中国学生运动，至此，抗战之前的学生运动他已经研究差不多了。他的下一个研究计划，本就是1937年到1949年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学生运动，但1970年代初，易社强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偶然读到一本《联大八年》，成了他的转折点。《联大八年》是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时一帮学生编的一本小册子，易社强被它震动，才下决心研究西南联大。正好他的老师费正清，当年也在昆明待过，和联大学人有过比较深的交往。后来易社强到中国来采访联大师生，费正清还为他写过不少介绍信，提供了大量研究便利。
易社强有一种中国情怀，他对中国相当热爱。他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到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坚持支教，现在人也在昆明。近几年，他更是每年都会抽半年时间来到云南支教。2008年夏天我第一次在上海见到他时，他那一年是在昆明过春节的。他的前妻和现任夫人，都是华裔，因此易社强中文很好，对话十分流利。
用传奇故事笔法写历史
《文化广场》：“长征”和编年部分利用史料步步推进，而分学院介绍教学状况之部分则大有“清明上河图”的感觉，环境铺陈完全，人物多而不乱，不知学术著作中是否多见此种“传奇故事”笔法？
饶佳荣：易社强很重视写“人”，这与他的历史观有关。在他开始做西南联大研究的1970年代，计量史学正盛行，但他认为，在一个迷信社会科学的年代，人们讲究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构的整齐划一，“人类心灵”这种变幻莫测之物，已被视若敝履。处在这一学术史的脉络当中，易社强是有反思的。他把个人的言行和性情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研究方式早就不时髦了。在中国学方面，史景迁为复苏这种研究取向贡献良多。易社强确信，一部毫无人文内涵的史书，只有一堆干巴巴的数据，必然是一部苍白的历史。
《文化广场》：这本书最早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能讲讲这个过程吗？
饶佳荣：《联大》一书中有不少资料引自台北《传记文学》杂志，我在北大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查阅资料时就留心抄录了传记文学编辑部的E-mail地址。2007年12月30日，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成露茜社长写信，简单介绍了一下翻译的情况，并附上书稿的内容梗概和样章。不到一个星期，传记文学出版社回信表示很感兴趣，但要对译稿做出版评估。以后就按部就班，直到2010年4月推出繁体字版。在此期间，《传记文学》的编辑简金生先生提议把书名改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原译是《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台版书眉保留了这一印迹，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 (转自搜狐网）
